1958年,余秋里从总后勤部政委一职调任石油部部长,与李聚奎互换了职务。这是一次重大的职务调动,涉及到两位在各自领域都有重要地位的领导人。余秋里是军队三总部之一的政治主官,而李聚奎则是国务院下辖的重要部委领导。两人的职务转换,意味着他们各自的责任和权力都不容小觑。
余秋里当时是正军级中将,而李聚奎在1955年授衔前离开军队,虽然已经是副兵团级,但回到部队后重新晋升为上将。中将与上将之间的职务互换,在五十年代并不常见,这也反映出余秋里的非凡能力。
在战争时期,余秋里曾在任弼时身边工作,红2军团与红6军团会师后,因2军团急需政工干部,他被调入其中。可以说,余秋里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始终从事着政治工作。尽管他在战争时期的职务并不高,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担任过一野1军副政委,但他在军事与政治工作方面的卓越能力早已展现出来。特别是在1947年年底至1948年春,全军展开新式整军运动时,余秋里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7年,西北野战军两次攻打榆林未果后,决定进行整军,展开军事与思想整顿。作为1纵358旅的政委,余秋里得知714团2营取得诉苦教育的成功后,意识到这对提高士气至关重要。他深入到基层,把714团2营的做法总结出来,并推广到全旅,最终引起了纵队首长和野司的重视。这一做法随后被推广到整个西北野战军。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特别利用晚上办公时间与余秋里多次交谈,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整军运动方案,进而向全军推广。
余秋里在政治工作中有一项显著特点,他擅长抓典型,善于利用典型事例来推动工作。不仅是这次诉苦运动和三查运动,余秋里在之后的工作中也常通过典型案例来推动整军、整顿等一系列工作。
1949年底,余秋里因病休养,结束了短暂的休息期后,被贺老总调往西南军区负责征粮工作。在二野部队和18兵团,以及大量起义官兵面临粮食不足的情况下,粮食征收成了首要任务。然而,征粮工作面临着不少阻力,包括反动地主和土匪的破坏。余秋里到任后,迅速进行了调查,发现许多问题,比如负担不均和地主富农的破坏。他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明确讲解征粮工作的意义,最终顺利完成了征粮任务。
除了征粮,余秋里还负责改造起义旧军官,通过一系列培训,让1万多名官兵在学习后重新投入工作,确保了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在西南工作了四年多后,他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上级的认可,被调任总财务部副部长,负责处理大量具体工作,尤其是在部长因健康问题无法履职时,他实际主持了部门的日常工作。后来,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合并,余秋里被任命为总后勤部政委,但不到一年,他又被调去石油部。
1955年成立的石油部,肩负着国家经济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任务。由于当时石油资源紧缺,依赖进口无法满足需求,经过地质勘探确认国内有潜在油田,石油部在李聚奎的领导下展开了开采工作,取得了诸多成就,如开采了克拉玛依油田。随着大跃进的推进,石油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看重石油部的工作。最终,余秋里被选中接替李聚奎担任部长,并迅速投入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石油勘探重点转向了内陆地区,特别是在四川、东北和华北开展了大量勘探工作。最终,松辽盆地的油田被发现,部队转业官兵也参与了石油大会战。余秋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能力,抓住典型,树立模范,其中王进喜就是在这段时间成为全国劳模的典型人物。
在石油工作多年后,余秋里于1960年代中期调入财经领域,进入了更为广泛的国家工作范畴。1970年代,余秋里晋升为副总理,成为开国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副总理之一。1982年,经过军队换届后,他重返军队,担任军委副秘书长兼总政部主任。在新的岗位上,他初期负责政法工作,但由于对政法领域不够熟悉,他主要关注军队事务。1987年,任期结束后,余秋里退居二线。
这段职涯历程,不仅体现了余秋里在不同领域的领导能力,也反映了他在军事、政治、财经等多个领域的卓越贡献,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在多个领域均有显著成就的领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