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清晨,蒋介石被突然从骊山半山腰的藏身之处拖出来。面对眼前的东北军,蒋介石毫不犹豫地坐到了地上。此时,一位中年军官向他敬了个礼,声音坚定:“我们是东北军,奉张副总司令的命令,恳请委员长进城,带领我们共同抗日。”这位军官正是张学良的亲信、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
“西安事变”最终以孙铭九成功捕获蒋介石为高潮。那么,西安事变后,孙铭九的命运如何?解放后,他又有怎样的结局?
孙铭九,原籍沈阳新民县,在沈阳三中就读时,他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同班同学,关系非常亲密。孙铭九经常到大帅府拜访张学铭,两人情谊深厚,渐渐地,孙铭九与张学良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学毕业后,张学铭计划赴日本学习军事,并邀请孙铭九同行。张学良对孙铭九印象很好,认为他能与张学铭作伴,相互照应,于是便同意让他与张学铭一起前往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毕业后,张学铭与孙铭九返回国内,进入了东北军。
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宣布支持蒋介石政府的三民主义,并成为副总司令。不久后,张学铭被调任天津警察局局长,而孙铭九则被任命为天津的军事教官。1931年,张学良途经天津时,张学铭让孙铭九负责保护张学良的安全。张学良惊讶地发现,孙铭九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年轻气盛的小子,而是变得机警沉稳、办事果断,这让他对孙铭九有了更深的好感。张学铭出国后,张学良将孙铭九调到自己身边,从此,孙铭九成为了张学良的重要助手。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发布命令要求东北军不抵抗。张学良虽是蒋的部属,却不得不遵令,但这也导致了他被民众指责为“不抵抗将军”及“国贼”。尽管张学良内心痛苦,但蒋介石对此全然不顾,不仅未为张学良辩护,反而继续命令东北军前往陕西剿共。然而,士气低落的东北军并不愿意继续剿共,张学良在深思熟虑后,决定一方面在战场上做做样子,另一方面与共产党接触。经过几次与李克农、周恩来会面后,张学良与共产党达成初步协议,提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孙铭九,作为张学良的代表,几度与共产党高层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的杨虎城将军展开秘密谈判,最终,两人决定采取“兵谏”手段,逼迫蒋介石改变态度,投身抗日事业。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兵谏”计划及相关部署。次日凌晨,孙铭九带领卫队营与骑兵团长刘桂五、师长白凤翔一同出发,包围了蒋介石所在的临潼与华清池,成功抓捕了蒋介石。
在捉拿蒋介石的同时,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政要也被拘留。这一事件即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张学良与杨虎城在国内外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继续对蒋施压,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成功捕捉蒋介石的孙铭九,同样功不可没。
然而,尽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始终心怀怨恨。1936年12月,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为了营救张学良,东北军中的激进派将领如孙铭九、苗建秋、应德田等纷纷要求释放张学良,否则将拒绝继续参战。但与此同时,东北军中的主和派则摇摆不定,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37年2月2日,激进派将领发动了政变,暗杀了主和派的将领王以哲、参谋处长徐方等人,史称“二二事件”。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政变仅持续一天便告失败,东北军陷入了严重的分裂。
为了平息事态,共产党出面调解,最终事件得以平息。为了避免进一步追杀,孙铭九和其他激进派将领逃往苏区。在苏区隐藏多年后,孙铭九不得不面对自己选择投靠汪精卫政府的现实。1943年,孙铭九投奔了汪伪政府,获得了汪精卫的接见。与汪精卫的谈话中,孙铭九听到汪大谈“曲线救国”,并决定暂时在汪伪政府中寻求生路。
孙铭九开始在汪伪政府中担任参赞,负责军事咨询等事务。尽管职权不大,他却看到机会的来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任命为山东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掌握了一万多人的保安大队。然而,当日本投降,汪伪政权倒台时,孙铭九的命运也急转直下。他深知自己是“伪军”,一旦暴露,必定落得个悲惨下场。但幸运的是,他的部队被民国政府收编,成为了国民党先遣军。
尽管心中充满纠结,孙铭九依然继续在国民党旗下工作,特别是在蒋介石的注意力集中在抗共问题时,他得以继续存活。1946年,孙铭九奉命赴黑龙江作战。在东北,他曾尝试联系李兆麟投诚,但未果,最终被解放军俘虏。
解放后,孙铭九被审查。由于他曾在“西安事变”中做出贡献,国家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客观评估,最终结论为:他虽然走过了一段弯路,但总体上对民族有贡献。因此,政府决定释放孙铭九,并让他有机会为过去的错误赎罪。
解放后的孙铭九决定改名,从“孙明久”中去掉“日”字,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他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务,努力弥补过错。2000年4月8日,孙铭九因病去世,享年93岁。他曾要求家人简办丧事,并将遗体捐献给医学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孙铭九的一生仍然备受争议,但他对民族的贡献却依然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