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7日，国民党各界军政要员被迫汇聚南京，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国防联席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应对日本侵华的局势，以及如何决定“是打还是和”的问题。会议中，面对众多不同的意见与分歧，最终，戴笠的三句话如同雷霆一样震撼全场。

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蒋介石就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尽管如此，作为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一员，蒋介石对是否全面展开抗战仍然心存疑虑。最初，蒋介石表示：“倭寇挑衅，不论其动机如何，我军必须全面动员，全面戒备，并准备宣战。”然而，不久后，蒋介石的立场开始动摇。7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宜轻易宣战。”

数日之后，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记录道：“宣战是否对倭寇产生负面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甚至到7月17日，尽管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露出抗战的决心，他在日记中依然表示：“不确定伯明书发布后的影响，是否会引发全面战争，这需要谨慎考虑。”

7月25日，廊坊事变爆发，蒋介石情绪再度激动。他立即给孔祥熙发去密电，表示日本可能已经占领了廊坊，并随时准备占领北平。在此背景下，他写道：“和平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应与日本断交，宣战。”然而，尽管如此，蒋介石依然未能作出最终决定。

不仅蒋介石如此，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是否宣战的问题上也展开了多次讨论，但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自7月11日起，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每日召开会议，由何应钦主持，讨论战况和应对策略。几天后，何应钦报告称，蒋介石意图公开发布一份“申明书”，表明国民党并未宣战，但仍坚持和平愿望。因此，这份草拟的“申明书”依旧体现了国民党对于和平的期望，宣战的问题并未得到最终决定。

到了7月16日，国民党军事指挥部对是否进行全面战争进行深入讨论。何应钦提出，如果是全面战争，宣战几乎不可避免，但如何评估这种决策对国民党的利弊仍需要进一步权衡。两天后，研究结果出炉。结论指出，如果与日本断交并宣战，根据日本强大的海军优势，中国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困境，因此最终决定“暂不宣战，不断绝外交关系”。

尽管如此，这一决定并未能平息内心的分歧，尤其是在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发布后，国民党内部对于是否宣战依旧存在较大争议。即使在处于被动局面的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未能做出坚决的决策。

1937年8月7日，随着日本日益逼近，国民党各界军政要员终于聚集南京，召开了决定性的国防联席会议，旨在商讨对日的战略方针及最高国策。为了确保各方意见的统一，蒋介石特意邀请了与广西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曾有过摩擦的领袖参加会议，并派遣德国籍飞行员驾驶水陆两用飞机前往桂林接人。此时，戴笠、冯玉祥、阎锡山、刘湘等人物也相继到达南京，南京成为了政治和军事的焦点。

当天上午，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并致开幕词。当天晚上，会议转移至中山东路的励志杜礼堂举行，会议气氛更加紧张。蒋介石继续主持会议，并听取了参谋总长程潜关于上午会议的汇报，以及其他军事指挥人员关于战况的最新报告。

然而，尽管会议气氛严肃且紧迫，国民党内部关于是否抗日仍然分歧严重。有些人主张立即宣战，有些人则坚持求和，甚至有部分人希望与日本妥协，继续进行谈判。令人震惊的是，甚至有人提议将卢沟桥事变视作地方性事件，而非全国性战争，有人还希望通过向日本道歉来解决问题。

就在会议气氛僵持不下时，戴笠站了出来，他的发言改变了会议的方向。他坚定地对在场的其他人说：“这次我们必须打了。”在场的一些老资格人物如吴稚晖感到疑虑重重，质疑如何在缺乏足够武器与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抗战。戴笠毫不犹豫地回答：“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那时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戴笠的话并非出于民族大义，而是源于他个人的立场。他掌管着军统特工，深知如果不采取行动，自己的人马也难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戴笠意识到，这场抗战不仅仅是对外的挑战，也是军统壮大自己队伍、提升地位的机会。因此，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认为“打”比“和”更为有利。

经过激烈的争论与讨论，国民党高层决定暂时将战线转移至淞沪战场，以期分散日军的兵力，避免日军从华北包抄四川等地。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中国军队向驻上海的日军发起进攻。次日，国民政府发布《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将捍卫领土完整，坚定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尽管蒋介石一直致力于抗日，戴笠的特工工作仍未停止。即使是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后，他依旧派遣特工密切监视共产党的动向，继续打击与其对立的力量。与此同时，日军的反情报工作也在不断加强，这使得戴笠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军统不被日军侦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