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加强我国的外交工作，在总理的提议下，一部分军队干部被调往外交部门，脱下了军装，投身到国家的外交事业中。为了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他们做出了诸多卓有成效的贡献。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其中一位曾经在建国初期调到外交部门的军人——韩念龙。他在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务期间，见证了我国外交事业的波澜壮阔，也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重要的地位。

韩念龙，1910年出生于贵州省仁怀市。年轻时，他在遵义、上海等地求学。九一八事变后，韩念龙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193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上海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秘密组织抗日力量。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念龙投身于上海崇明岛的抗日游击队，并长期活跃在南方，成为新四军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积极参与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与日伪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韩念龙继续活跃在华东战场，担任华东野战军的一员，将战斗经验转化为对抗敌军的坚强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韩念龙被调任外交部，具体时间是在12月下旬。当时，韩念龙正在参与解放定海的战役会议，忽然接到调令，要求他前往北京外交部报到。抵达外交部后，韩念龙随军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志愿军俘虏管理团团长，负责对“联合国军”战俘的教育和改造。然而，在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结束后，韩念龙接到紧急电报，要求他返回北京。原来，我国刚刚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交部决定任命韩念龙为我国首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前往巴基斯坦的途中，韩念龙未曾料到刚到国外便遭遇了意外的挑战。巴基斯坦方面听说中国派遣了一名军人担任大使后，也决定派遣一位军人担任中国大使。巴基斯坦派出了罗查将军，但在派遣之前的一天，巴基斯坦礼宾司司长找到韩念龙，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听说印度大使递交国书是向主席递交的，而巴基斯坦的大使递交国书是给朱老总的。于是礼宾司司长询问，是否可以将巴基斯坦大使的国书也递交给主席。韩念龙答道，递交国书的对象并无实质差别，双方都可以按常规进行。礼宾司司长听后并未再提出异议，韩念龙也如实向国内汇报了此事。不久之后，国内发来了电报，指出韩念龙的做法有失谨慎，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并批评他没有请示上级。韩念龙随即写下检讨并发回国内，事后大使馆才得知，原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矛盾。最终，外交部成功处理了此事，确保巴基斯坦大使向主席递交了国书。

1964年，韩念龙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亚洲事务。期间，他为推动中日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韩念龙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继续发挥他丰富的经验和影响力，助力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

除了在外交领域的卓越贡献，韩念龙还对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收藏了大量古籍，尤其在《四部丛刊》中，藏有三千余册珍贵古籍，其中不少是国内罕见甚至是孤本。这些书籍在经过专家鉴定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韩念龙的这些珍贵藏品引起了北京博物馆及数所大学图书馆的关注，然而他最终将所有的古籍捐献给了自己的故乡——贵州仁怀市。这一举动令人深感敬佩，也展现了他为家乡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