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详细揭示了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特权现象。他在书中提到，苏联解体前的各个干部享受着不同等级的特殊待遇，这些特权制度化，并与官员的职级高度相关。他指出，单单在莫斯科，就有超过4万人的生活中包含了各种特权待遇，而这些待遇在不同职务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尤其是那些高级领导，尤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官员，他们俨然处于苏联权力结构的顶端，享受着几乎无所不能的待遇。而与这些高层的生活相对，苏联的普通百姓却日复一日地在贫困中挣扎。

苏共高层的生活方式也被其他人物揭露。曾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回忆到，1983年他刚上任时，第二天便配备了专属的高级轿车。当他尝试请求更换一辆较为普通的轿车时，却遭到了上级的严厉训斥，指责他在搞“特殊”，并破坏了苏共的清廉风气。刚刚晋升的利加乔夫感到十分震惊，完全没想到会遭遇这样的反应。

此外，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1936年访问苏联时，也揭示了这一不平等现象。他在《从苏联归来》中，描述了高层领导的生活待遇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异。举个例子，高层的餐桌上，摆满了各式精美的菜肴——冷盘、火腿、各种鱼类如腌制、熏制的、冻凝的，以及虾烧鲟鱼肉、奶油棒鸡等美味佳肴。然而，与之对比的是，普通苏联民众的日常饮食显得非常简陋且贫乏。很多家庭因资源匮乏，不得不创造性地利用手头有限的食材来维持生计，甚至连基本的面包都难以获得，蛋白质的摄入非常有限。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如大米、面粉等食材，仅能做成最简单的餐点，以应付温饱问题。

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莫斯科的大学生、教师和低级职员的生活中。他们收入微薄，面对物资的匮乏，购物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商店里各种物品的供应极为有限，排队时间通常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而即便成功进入商店，也无法确保能够购买到所需的物品。正是这些对比，突显了苏联高层与普通民众之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巨大鸿沟。

纪德对这些现象感到震惊，特别是在他抵达黑海东岸的苏呼米时，所见的一家专为苏联高级官员提供服务的旅馆令他印象深刻。这座旅馆无论是舒适度还是美观程度，都堪比法国最顶级的沐浴旅馆，被誉为“世间最接近幸福的地方”。紧邻这座旅馆的是一个专供上层人士使用的苏维埃农场。与此相对，越过这个农场的界限后，便是简陋的房屋区，这些房屋长宽仅有两米多，每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而每月的房租高达两个卢布。即便如此，对于月收入仅为75卢布的普通苏联人来说，这也已是负担不起的奢侈。

纪德还通过对比强调了苏联社会的两极分化，他以讽刺的语气写道：“在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他们具备了所有资产阶级的恶行。这些曾经贫困的人，现在已经不屑于和他们原本一样贫困的人为伍，他们渴望享受曾经谴责过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待遇，并且已经找到了获得并维持这些待遇的方法。”

此外，纪德还描述了不同级别官员的特权待遇。苏联高层官员享受着许多特殊优待，例如，他们可以享受“克里姆林宫份额”，专门为高层干部设置的特供商品。莫斯科设有专门的商店为老布尔什维克、元帅、将军、学者、宇航员等提供商品，而这些商店的商品价格远低于普通商店，质量也更好。

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商店，专门为特权阶层提供各种商品。在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有一家为高级干部提供紧俏商品的专属商店。莫斯科的国营百货商店中，有一个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部，只有副部长以上、各州市领导以及高级官员才能在这里购物。还有一些商店发放了“特殊配给卡”，这不仅是进入商店的凭证，还决定了他们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和金额。高层官员享有更高额度的购买权限。

为了进一步便利高层的购物，苏联还设有“卢布证券”这种特殊货币。只有部分有特殊身份的官员、外交官和记者等，才有机会获得这些特殊货币，用来购买国内外进口商品和其他稀缺物资。

纪德在结束苏联之旅后，对苏联官员的种种特权行为感到震惊。他深刻地意识到，尽管苏联的街头到处张贴着“人人平等”、“共同享受革命成果”等宣传标语，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