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深一度

1937年6月，红二方面军第4师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干部大会。在会前，红4师的政委李井泉单独通知了红4师的师长卢冬生，要求他出席会议，但具体的讨论内容却是谜团未解。卢冬生师长抵达会场后，看见了老友贺彪（当时担任红4师卫生部部长），于是向他询问今天会议的主题。

贺彪一时间愣住，反问道：“开什么会，连你这个师长都不清楚，我怎么会知道呢？”听到这番话，卢冬生心中不由得一震，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寻常。

随后，卢冬生发现自己座位的安排颇为蹊跷，他的位置是在主席台下，而并非像往常那样在主席台上。尽管他心中疑惑，但会议很快就开始了。李井泉政委在主席台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内容从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一直延伸至最近部队实施的“反军阀主义”和“反游击主义”的讨论。

随着发言的深入，卢冬生逐渐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特别是当他听到发言人提到他和另一位二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黄新廷（后来的开国中将）的名字时，心中恍若晴天霹雳，他才明白自己为何事先没有了解到会议的具体内容，以及为何无法站上主席台。

在这种令人尴尬的处境中，卢冬生感到愤怒与不满，但他努力保持冷静，表示既然有人对他的工作表现不满，他愿意将指挥权交出。说完这句话，他便中途离开了会场。

这件事情在红4师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波澜，毕竟从1934年10月开始，卢冬生就一直担任着红二军团第4师的师长，他带领这支部队创建过黔东和湘鄂川黔两个根据地，经历了长征，以及强渡金沙江和渭河的激战，曾在六盘山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掩护主力部队的通行，最终顺利到达陕北，并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他在红4师的指战员心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离去让许多人感到既遗憾又不安。

后来，红4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卢冬生担任旅长，李井泉则是副旅长和政委。然而，卢冬生并没有履职，而是选择前往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继续深造。没过多久，他因健康问题被安排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卢冬生离开后，358旅的旅长职位由副旅长张宗逊接任。

提到李井泉，红4师的政委，他有着特殊的背景，是极少数在红军三大主力中都曾担任重要职务的将领之一。他本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曾担任红35军政委和第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被调至四方面军的红9军工作，而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又调任二方面军的第四师担任政委，与卢冬生并肩作战，率领部队北进。

尽管李井泉并非红二方面军的本土干部，但凭借出色的才能，他后来成为了晋绥军区的政委以及晋绥野战军的政委，并担任华北第三兵团（即解放军第20兵团）的政委，成为著名的“杨李兵团”政委，实乃身居要职。

而卢冬生将军离开120师后的经历则显得颇为悲剧。他最初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打算回到祖国，却因战争阻碍，与刘亚楼一起留在驻蒙苏军担任参谋。直到1945年8月，卢冬生才得以回到梦寐以求的祖国。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1955年11月16日，他刚被任命为松江军区司令员，就在街头遭到两名苏军的抢劫而不幸遇难。

以卢冬生的资历和才华而言，若非天意弄人，他的英年早逝在1955年授衔仪式上，必定会在开国上将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