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子国，最为反复无常之国。其人，极为卑贱，且不知世上有恩义……因此，不应对其有丝毫优待。” 康熙皇帝曾多次表达自己对日本的厌恶，强调即便日本人对他极尽尊敬，甚至将他的《圣谕》视为宝典，自己也绝不会对日本人表示任何友好。然而，这样一位极力排斥日本的皇帝，却在施琅提出攻打日本的建议时却持否定态度，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层原因呢？

1683年，施琅成功地收复了台湾，但实际上康熙皇帝自下旨要求攻占台湾已过去了三年之久。三年之间，国家为此投入的资金已经达到巨额，尤其是在大清的国库方面，银两已如流水般消耗在军备建设上。而且，自康熙登基以来，几乎从未有过和平时期，许多大小战事不断，平定三藩的过程长达9年，这其中的军费消耗更是不可小觑。

若细算康熙时期的财政，能发现大清为了应付这些开支，必须积累巨额财富，才能支撑庞大的军事预算。因此，康熙在位期间，财政紧张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而康熙时期是大清王朝的巩固阶段，长期的战争让人力、财力和物资遭受了极大消耗，不利于国家的稳步发展。作为一位心怀伟大理想的君主，康熙皇帝期望国家不断强盛，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必须重视内政与经济的恢复，而非盲目扩张。

与此同时，当时的日本虽时常侵扰沿海地区，给百姓带来不少困扰，但以大清的力量，稍加兵力部署即可应对，并不构成对大清的真正威胁。对于康熙来说，是否攻打日本，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相比之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内部的葛尔丹部威胁，这才是康熙眼中的头号隐患。因此，在此背景下，外部的日本并未引起康熙的过度关注。

此外，施琅个人的私心也是康熙皇帝没有答应进攻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迅速成为康熙的宠臣，但作为曾有过“叛变”历史的明朝旧官，施琅深知自己在朝中的处境。台湾局势稳定后，他的军事才能和重要性显然会逐渐下降，这让他不得不考虑未来的出路。他心里明白，如果自己失去了用武之地，康熙会不会“过河拆桥”？而且，若朝中有人揭示他曾有易主之事，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将岌岌可危。因此，施琅决定通过向康熙提出攻打日本的建议，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保障和地位，以求在朝中立足。

然而，施琅对打赢这场战争的把握并不大，他深知日本并非一支轻易可以被征服的力量。康熙皇帝作为历史的读者，必定了解1266年忽必烈征战日本的失败教训，弘安之役的惨败并未让元军取得胜利，这让康熙更为谨慎。在这种背景下，尽管施琅上奏请战，康熙皇帝仍然心生疑虑，是否应当进攻日本。

最终，康熙在权衡各方利弊后，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决定。尽管后世的评论认为，如果当时康熙听从施琅建议，或许能避免后来的屈辱，但从当时的大清国力来看，真的与日本开战，不仅仅是困难重重，而且可能是自取灭亡。若两军交战，背后随时有葛尔丹部的威胁，大清的损失将会惨重。

从军事角度来看，八旗军虽强，但面对精锐的葛尔丹部和日本的水军，形势复杂且悬念重重。而施琅的水军尽管表现出色，但面对日本的岛国特性，若未能迅速制胜，漫长的战争必将使国家资源耗尽，民力、财力和国库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最重要的，康熙虽然对施琅有所信任，但他并未完全把信任交给施琅。倘若施琅有任何叛变之心，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康熙从整体大局出发，做出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这不仅为大清的未来打下了稳固基础，也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创造了有利条件。康熙并未因为一时的个人情绪而做出决策，而是将国家的长远发展与稳定放在首位，最终为大清提供了稳固的国家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