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这句诗出自李鸿章的《入都》一诗。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朝廷始终是权力的象征，犹如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渴望进入，已经成为官员的人则不满足现状，心怀更高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写下了许多表达对科举向往的诗句，如“一日看长安花”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及第，象征着进入权力阶层，而封侯进爵更是这条道路上的“进阶”，因此吸引了无数人的追逐。

举个例子，李广虽然是汉朝的赫赫战功者，堪称军事天才，但他却因为没有得到封侯的机会，心中始终难以释怀。李广为此痛苦了大半生，最终在漠北之战中迷失方向，悲壮地自尽。像李广这样对封侯心存执念的古代武将，历史上并不鲜见。由此可见，封侯对古代人的诱惑是如此之大。

封侯是古代官场中一项重要的升迁标志。古代的爵位制度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也形成了复杂的等级体系，类似于“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在不同朝代有所变化，今天我们就以清朝为例，来详细了解古代的勋爵体系。

一、宗族爵位

与以往的朝代有所不同，清朝的爵位制度沿袭了明朝的做法，分为宗族体系与朝臣体系。今天我们暂且不谈朝臣体系，而是聚焦清朝的宗族体系。

所谓宗族，字面意思就是指皇帝的亲族。对于清朝而言，爱新觉罗这一姓氏的宗族成员，享有独特的爵位。比如我们常听到的“亲王”一职，就是专属于爱新觉罗家族的爵位。

在清朝的宗族爵位中，最为尊贵的就是和硕亲王。获得这一爵位的，多数是皇帝的亲兄弟或者被皇帝宠爱的儿子。初期，八大铁帽子王因其在外立下的军事功勋而获得亲王封号，之后亲王这一职务则更多由皇帝亲属继承。

亲王的地位在清朝政权体系中属于超品级别，虽然并非所有亲王都掌握实权，但无论是铁帽子王，还是皇帝的亲族，往往都具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在清朝，亲王的俸禄也极为丰厚，年银高达一万两，米粮亦有一万斛，足以与其他朝代的王爷媲美。

继亲王之后，是多罗郡王，郡王的封号范围比亲王更广泛，宗室成员中的许多人都可以获得这一封号。然而，尽管郡王的封号设置面广，实际授予这一爵位的人数却并不多。通常只有亲王的继承人，或者从亲王降级而来的王爷，才有机会获封郡王。与亲王相比，郡王的俸禄要少了五千两。

再往下是贝勒，贝勒这个爵位在清朝入关之前相当重要。比如，在努尔哈赤的统治下，四大贝勒和四小贝勒曾共同执政。到皇太极时期，也曾有过四位大贝勒共治朝政的局面，贝勒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贝勒的数量急剧增加，到了康熙时期，这一爵位已不再具有曾经的权威。

贝勒之后的爵位是贝子，贝子是清朝宗族高级爵位中的“守门员”，虽然地位较低，但对宗族而言，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身份象征。

在这些高级爵位之下，清朝还设有中等爵位，如镇国公和辅国公。这些爵位常常带有“八分”或“不入八分”的特殊称谓，象征着不同的荣誉与地位差异。

随着清朝的宗族系统膨胀，一些高等级的爵位在世代继承后逐渐降级。比如，贝勒爵位在乾隆后期已经普遍贬值，许多贝勒的后代只能依附于较低的宗族爵位。在这种降级制度的影响下，宗族成员的生活质量逐渐下降，国家财政的负担也随之加重。

二、朝臣爵位

与宗族爵位不同，朝臣爵位是从明朝沿袭下来的，主要分为公、候、伯、子、男等等级。在朝臣爵位的体系中，晋升的条件相对宽松，只要有显著的功劳，便有机会被封爵。而其中，通过战争立功封爵，尤其受到青睐。

朝臣爵位的起点是恩骑尉，相当于正七品的官员。即便是最基础的爵位，也需要通过立功来获得封号。这种情况下，朝臣爵位的晋升就显得尤为严格，功劳的多少决定了晋升的速度。

从恩骑尉开始，晋升到云骑尉，再到骑都尉，最终达到最高的轻车都尉。每一次晋升都需要相应的功劳，几乎是一步一个脚印。想要最终成为公爵，需要立下二十七次以上的功劳，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立下赫赫战功。

尽管清朝有少数几位公爵，但整体而言，公爵的数量极为有限，尤其是汉人被封为公爵的情况更为罕见。许多人一生都未能获得公爵的荣誉，比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这两位晚清权臣，尽管权力庞大，但终其一生也只获得了一等侯爵的爵位。

朝臣爵位虽然逐渐降级，但与宗族爵位相比，它的降级机制相对更加理性。尽管最高爵位为公爵，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朝臣爵位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总结

清朝的勋爵制度融合了前朝的多种制度，形成了复杂的等级体系，具体包括多达39个不同的爵位等级。尽管这一制度对旧有经验做了许多改进，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财政压力，尤其是在宗族爵位的膨胀和保级制度下。通过这一制度的变革与遗留问题，清朝对封爵制度的管理更加精细，但这一过程也为日后财政的危机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