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有记载：“禹之父名为鲧，鲧之父名为帝颛顼，颛顼的父亲名为昌意，而昌意则是黄帝的子孙。大禹是黄帝的玄孙，也是帝颛顼的孙子。”根据这些历史记载来看，从颛顼到大禹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还隔着帝喾、帝尧和帝舜三位帝王。而帝尧活到118岁，帝舜也活了整整百年，因此从颛顼到大禹之间，至少要经历250年的时间，基于这一逻辑，大禹是否真的能被称为颛顼的直系后代呢？

司马迁所撰写的五帝谱系很有可能是经过有意构建的。他在史书中指出，“黄帝策取天命以统治天下，其德泽深厚，流传至今，因此他的后代都能复立为天子，这乃是天对有德之人的报答。”这表明他认为，上天倾向于将帝位赋予那些具备德行的大人物，而黄帝的德行卓著，因此后来的皇帝自然会是其后裔，这一观点显然体现了唯心主义的倾向，但颛顼与大禹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不是同样是司马迁所构建的呢？对此，现代考古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可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表明大禹可能确实是颛顼的后代。

关于大禹的出身，历史文献上有许多不同的记载，众说纷纭。然而，《左传》中有一段非常特别的记载，为我们追溯大禹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中写道：在卫国迁都帝丘之后，卫成公为了祭祀他的祖先卫康叔，晚上却梦见夏后相夺走了他的祭品，梦中说道：“相夺予享。”因此，卫成公命令对夏后相进行祭祀，但宁武子则认为鬼神非同族，根本无需祭祀，而且夏后相的失踪与卫国无关，因而不应为他举行祭祀。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在夏启的儿子太康时期，后羿发动了政变，导致了“太康失国”的局面，后来又扶持太康的弟弟仲康为王，接着再支持仲康之子相为王，最终后羿自己称王，而夏后相则逃到了同姓的诸侯斟鄩氏那里。由此可见，卫国的帝丘实际上是斟鄩氏所设立的都邑。

在本世纪初，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高城遗址”，经过确认其确实为卫都帝丘。因此，现在的河南濮阳县一带就是斟鄩氏的所在地，也是夏后相逃亡之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遗址的历史跨度从仰韶文化到秦汉时期，但由于黄河的泛滥，遗址一度被覆盖。

考虑到夏后相是夏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同时在当时的交通条件相对不便，相信大禹的活动范围与夏都之间的距离应该并不遥远。更为重要的是，濮阳县的一带是夏王朝同姓宗族斟鄩氏的聚集地，这进一步表明大禹与濮阳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

谈及颛顼的背景，《竹书纪年》记载他“居于濮”，而《左传》中提到“卫国乃是颛顼之墟，因此称为帝丘”，由此可以推断出颛顼的故里位于现代的濮阳一带。学者冯时则认为，颛顼可能位于距离高城遗址不远的濮阳县西水坡遗址上。因此，从地理位置来看，颛顼与大禹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

此外，史料中还记载了大禹与颛顼后代之间紧密的联系，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大禹与颛顼的关系并非简单。根据《史记·秦本纪》的开篇记载，秦人自称是颛顼的后裔：“秦之先为帝颛顼的苗裔，孙子名为女修。女修擅长织布，某日玄鸟降落并产卵，女修把卵吞下，生下了大业。女华则生下了大费，与大禹一起治理水土。”其中提到的“大费”又称“伯益”，他是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的重要助力。

战国时期发现的竹简文献表明，秦人的发源地在东部，到了周朝初期他们迁徙到了西部，因此，东夷一族的少昊因秦人的西迁而变成了“西方白帝”，同时，秦人所制定的历法也被称为“颛顼历”。反过来看，这也表明颛顼的身份可能与东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伯益则是东夷嬴姓部族的首领。

在大禹去世后，他将治水的权力禅位于伯益，而后来的夏启则将伯益驱逐出境。然而，在夏王朝早期，后羿代夏等变革也接连发生，总的来说，夏朝早期与东夷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这些现象显示出大禹与东夷可能是同一族群的不同支系，例如大禹可能隶属于东夷的姒姓，而伯益则属于东夷的嬴姓。值得注意的是，有早期文献证明了大禹的起源与东夷的一定联系，例如南朝《世说新语》中提到“大禹生于东夷，文王则出自西羌”。

因此，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确认大禹是颛顼的孙子或直系后代，但种种迹象都表明，大禹与颛顼之关联非同一般，司马迁所言“大禹为颛顼之孙”似乎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推测。

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大戴礼记·五帝德》中提到颛顼“乘龙而至四海”，而在濮阳县西水坡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发现了四座墓葬的升天图。这些图案在历史上用绢帛的方式展现，其中就包括有骑龙升天的图案。由此可见，颛顼并并不为虚构，且他的活动范围可能真的与濮阳一带相关。

其次，有关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被称之为“后半夏”，那么“前半夏”的遗址何在呢？当今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它位于河南郑州登封王城岗一带，但结合大禹和颛顼的种种迹象，以及夏后相的踪迹，学者沈长云经过考证认为，这些遗址可能包括了濮阳的古河济地区。由于古河济地区水患频繁，因此在此地的治水传统更为深厚，但与此同时，频繁的水灾也可能使得夏王朝的遗址深埋于淤泥之下，难以被发现。（上图，位于黄泛区的高城遗址目前已被隐藏在地下）

参考文献：史记、左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