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以色列的官员拿出一本圣经，庄重地宣称它是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地契”。犹太民族历经两千多年的漂泊，之所以在现代选择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根源在于他们相信旧约中所记载的历史：曾经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他们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因此，这片土地被认为是他们的故土，成为以色列建国的历史依据。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用西方学者考证夏朝历史的标准来看，那么犹太人所称的“地契”就显得不值一提，根本经不起深入的推敲。面对历史证据的考量，西方再一次展现了典型的双重标准。

西方学者在编写世界历史时，谈到中国历史，尤其是夏朝时，要么选择回避，要么将其当作传说，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例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者艾兰曾在世纪初撰写《有无夏？历史方法论问题》，他明确提出夏朝的历史并不存在。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正史早就有关于夏朝的记载，那些经典史籍，包括《左传》和《史记》，都明确提到夏朝的存在。西方学者又凭什么否定夏朝的历史呢？我整理了一些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相关文献不可靠，二是没有发现直接的考古证据。

西方学者对《左传》与《史记》等信史的记载并不认同，认为其中的夏朝史料可信度不足。因此，他们要求，验证夏朝存在的证据，必须抛开文献资料，依赖考古的“字证”或者“自证”作为最终标准。

过去一个世纪里，确实没有发现能直接证明夏朝存在的考古证据。因此，西方学者，甚至一些国内学者，也认为既然没有“字证”或“自证”，就不能认定史料中的夏朝存在。

然而，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西方的历史传统却相对较短。两者在记载的深度与广度上存在巨大的差距，怎么能单纯依靠考古证据，而完全忽视史料记载的价值呢？显然，这其中充满了对中国历史的误解，甚至夹杂着傲慢与偏见。

不谈夏朝的考证方法是否合理，仅从西方学者所宣称的“严谨态度”来看，实质上它体现了极其明显的双重标准。西方学者对待自己历史的考证态度相对宽松，但对中国历史却异常苛刻，典型的宽容自己，严格要求他人。试想一下，以色列所宣称的“地契”，岂非正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根据西方历史叙事，犹太人祖先属于古代闪族的分支，大约4000年前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由于遭遇饥荒，他们移居埃及，并被称为“希伯来人”，意思是“渡来之人”。后来，由于在埃及沦为奴隶，他们逃到迦南（即巴勒斯坦）。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建立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然而，百年后，以色列王国在所罗门王死后分裂为南北两国，北方的以色列王国由十个支派组成，而南方的犹大王国则由大卫的后代继承。公元前722年，北方的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征服，公元前586年，南方的犹大王国又被巴比伦帝国摧毁。此后，巴勒斯坦地区先后成为波斯帝国、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统治领土，其中，波斯帝国对犹太人有恩，而罗马帝国则将他们驱逐出境，犹太人因此流浪了两千多年。

然而，这段历史究竟凭什么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呢？如果依照西方学者的标准，按照他们对夏朝历史的严谨考证方法，这段历史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左传》和《史记》等史书是公认的信史，但西方学者连其中关于夏朝的记载都不认可，既然如此，犹太人在《旧约》中的历史记载是否值得信赖呢？虽然《旧约》可能反映了一些历史背景，但其中的许多具体历史内容明显缺乏可信度。而且，关于《旧约》成书的时间至今没有确切的定论，西方学者又如何确定其中犹太人历史的具体年代呢？

其次，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依据是古以色列王国的存在。但按照西方学者对夏朝的“确证”方法，犹太人历史也应该有“字证”或“自证”，否则，凭什么轻率地相信古以色列王国的存在呢？然而，考古学至今未能找到任何证明古以色列王国存在的直接证据。

总结来说，犹太人历史缺乏确凿证据，却被广泛接受并传播为不容质疑的历史。相反，夏朝历史尽管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古老的文献记载，却始终未能获得西方学者的认可。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最后，本文讨论的问题还涉及三个值得思考的方面。首先，既然考古学无法确认古以色列王国的存在，而且文献记载也无法证明犹太人的历史，那么现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就无法算作是“回归故土”。这样一来，犹太人建立的国家，恐怕只能被视作“鸠占鹊巢”。其次，西方历史学者在处理历史问题时表现出典型的双重标准。谈到中国时，他们极为严谨，而涉及到西方历史时，却展现出宽松的态度。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去考证西方历史，西方又能留下多少值得信任的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