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3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收到了一份标注为“AAAA”号的加急电文。这封电文内容较长，但其中有两点关键信息：

首先，中央红军明确了进军四川的战略目标。

其次，红四方面军需要全力以赴，迅速渡过嘉陵江，突破敌人防线，以支持中央红军北上作战。

按照常理，红一、红四两大主力即将会师，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然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看到这封电文时，却罕见地皱起了眉头。

执行几场重要战斗来支援另一支红军部队进入四川，这本该不算难事。然而，真正的难题出在渡过嘉陵江。嘉陵江中游的河段，北部江面狭窄、流水平缓、滩浅，虽然适合大兵团通过，但一旦渡过，便是险峻的剑门关，硬碰硬必定吃亏。南部江段，不仅江面宽广，水流湍急，且驻扎了川军两大军阀——邓锡侯和田颂尧的部队，约有30多个团。

尽管川军的战斗力很差，经过20多年的军阀混战，川军的兵员大多是那些被称为“双枪兵”的士兵，手中拿着破旧的土枪与烟枪，士气低落，训练水平极为低下，几乎不能构成什么有效的战斗力。在与四方面军的对抗中，川军常常屡战屡败，唯一的优点就是非常擅长逃跑，根本追不上。

然而，尽管川军实力不强，徐向前依然不敢轻易选择与之直接交战。他深知，川军之所以如此懦弱，并非因为他们不想打，而是川中军阀各有算盘，面对红军时都希望保存自己的实力。川军的老兵早已厌倦了内战，然而眼下，两个红军主力涌入四川，这无疑触动了川军的神经，军阀们不敢再掉以轻心。

川军对嘉陵江北岸长达200多公里的防线进行加固，邓锡侯和田颂尧抢修了近400座碉堡，滩头布满了陷阱和土雷。若在这里与川军决一死战，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在广元苍溪坝举行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围绕如何渡过嘉陵江展开了激烈讨论。硬攻怕死伤过多，偷渡又难保隐秘，讨论了许久，依旧无法拿出有效的方案。最终，徐向前一语定江山：“先打孙蔚如！”

此话一出，众人皆感震惊。孙蔚如，西北军出身，杨虎城的心腹干将，因不愿参与内战，一直避开与红军的正面接触，被认为是一个“老好人”。而且此时孙蔚如正驻扎在陕西汉中，和四方面军并无任何直接的利益冲突，为什么要主动去挑起这场麻烦？

然而，徐向前的解释很简单：“调虎离山。”

川军此时急切希望将红军赶出四川，一旦红军开始进攻陕南，嘉陵江一线的邓锡侯和田颂尧必然会调集主力北上，力图将红军彻底挡在四川之外，这为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提供了有利机会。打孙蔚如的目的并非真要与其开战，而是利用他引开川军的主力，为四方面军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孙蔚如虽然嘴上承诺与红军互不侵犯，但在红四方面军“六路围剿”川军时，陕军也曾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出兵，对红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再者，胡宗南的中央军逼近川陕边界时，孙蔚如对红军的侧面威胁袖手旁观。这让徐向前认为，适当的敲打孙蔚如一下是必要的，所以出击陕南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强渡嘉陵江创造机会，二是给孙蔚如一个警告。

这一计划看似完美，但实际执行时却遭遇了麻烦。

2月上旬，徐向前亲自带领12个团奇袭陕南，攻占了川陕门户宁强，并继续向北推进，打向勉县。但在战况最为顺利之时，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却打乱了徐向前的部署。

前线传来战报，红4军军长王宏坤汇报称：“红12师36团进攻受挫，师长徐勋礼、团长、政委全部负伤，全团连以上指挥员大部分伤亡，仅剩1个连长和两个指导员。”

36团本是四方面军最精锐的主力之一，怎么可能在交战初期便遭遇如此惨重的损失？直到侦察员传来详细战况，徐向前才意识到，陕军并非软弱如想象。36团遭遇的敌人，正是陕军中最精锐的“老虎旅”——第49旅。此旅为孙蔚如的王牌部队，全旅装备齐全，兵员精良，素以战斗力强悍著称。旅长王劲哉更是以狂人般的豪言壮语著称。

在此情形下，徐向前意识到，面对49旅的强大，必须尽快做出调整，换上更有实力的部队来对抗。

最终，徐向前决定派遣“夜老虎团”——30军88师265团。这个团是30军军长程世才亲自培养的精锐部队，所有成员都是精挑细选，具备一流的枪法和夜战能力，特别擅长在黑夜中迅速穿插敌阵，作战力极为出色。

265团的表现堪称典范，他们曾在登龙坪成功抵挡住一个旅的进攻，在夜间主动出击，全歼敌人一个团；第二次在毛坝场，夜袭敌人时快速消灭两个营，顺利击毙敌旅长。川军面对这个“夜老虎”简直寸步难行，夜战更是让他们无从招架。

在战斗前，政委李先念和88师师长郑维山展开了战前部署，郑维山决心全力以赴，击败49旅。最终，这场夜袭战以265团的胜利告终，49旅遭到重创，王劲哉带领残兵逃入深山。

这场战斗历时二十多天，红四方面军歼敌4000余人，川陕震动。陕军退败后，中央军担心红军趁胜进入甘肃，立刻召回原定进入四川的部队。与此同时，川军邓锡侯也只能抽调一些江防团来填补防线的空缺。

陕南战役的成功，为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也破除了川军的防线，最终顺利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然而，最不理解这场战役的，是杨虎城。陕军与四方面军签订过不侵犯协议，但徐向前此举彻底打破了两军的盟约。杨虎城对此愤怒不已，并认为这是导致陕西局势进一步紧张的导火索。

后来，杨虎城曾向周恩来抱怨，如果没有这场战斗，西安事变或许就不会发生。而周恩来也对此深感遗憾，表示：“这仗真不该打。”但他随后指出，这并非战略上的错误，而是这一战让多方势力的关系发生了剧变。

不过，徐向前在事后也进行了澄清，指出陕南战役本意只是一个“虚晃一枪”，红军如果真的全力出击，完全可以消灭孙蔚如的部队，拿下整个汉中盆地。

无论如何，这场战役为四方面军顺利渡江提供了保障，也最终使得两支红军主力在四川会师。至于之后中央军增兵陕西，及西安事变的发生，那是另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