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全球各大文明史中，唯有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格外清晰明了。这一成就，得益于代代相传、孜孜不倦的中国史学家，他们始终秉持着修史之心，致力于编纂各类史籍。正是因为这些史学家的努力，才有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与文献，为后代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无尽的宝贵资源，也为周边国家了解和研究自身历史打开了大门。

其中，最具分量的莫过于历代的官方正史，如《明史》《元史》之类的经典之作。当朝更替之时，新的政权常常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编撰一部前朝的官方历史，记录其兴衰荣辱，以警示后代。在这些正史的背后，蕴含着代代政权对历史的解读和叙述，折射出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图景。

然而，尽管清朝已经灭亡超过百年，关于清朝的“墓志铭”——《清史》却迟迟未能问世。这其中的曲折与困扰，值得深究。早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就在北京成立了专门的清史编纂机构——清史馆，并由清末一位重臣赵尔巽负责。赵尔巽曾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等职务，属于清朝的高级官员。他从1914年开始，带领团队进行了长达13年的修史工作，最终完成了大致的框架。然而，由于社会动荡以及赵尔巽自身健康状况的原因，这部《清史》并未得到完整的校对和审定，便匆匆定名为《清史稿》并付梓出版。时至1917年，赵尔巽去世，留给世人的《清史稿》仅仅印刷了1100余套，而其中400套被编者金梁带走并增删修改，最终形成了“关外本”。

与此同时，剩余的学者们却不同意金梁的修改，最终出版了另一个版本，成为“关内本”。两种版本的争议与矛盾随之而来，而政治风云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北伐军的胜利，北洋政府被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所取代，《清史稿》被列为禁书，严令不准买卖，甚至准备收缴。很多早已预定的学者和藏书家，被这突如其来的禁令弄得无比尴尬。

一年后，《清史稿》解禁，然而公众与学界的反应却并不乐观。社会上批评的焦点集中在编撰团队成员身上。这些人多数曾是清朝的遗老，曾为大清帝国效力，难免带有感情上的偏向，对清朝进行美化。而对于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民国政权则显得较为冷淡。更有学者指出，《清史稿》所表现出的史学立场明显偏袒清朝，对清末屈辱的种种外交失败缺乏深刻剖析，而对革命党人的活动更是回避和贬低。这些因素无疑加深了民众对该书的不满。学界的批评则更多集中在史料上的错误与不准确，特别是一些低级的错误，诸如将俄罗斯说成是靠近大西洋的国家，信仰天主教，而这一点在地理常识上显然是错误的。这些种种瑕疵使得《清史稿》遭到广泛诟病。

尽管如此，《清史稿》并非一无是处。尽管其编写质量不尽如人意，但它仍然保留了较高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编修者们大多数是清朝时期的学者，具有深厚的文言文功底，使得《清史稿》的文风简洁明快。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想要重修清史，或许很难再找到这样一批文言文功底如此扎实的学者了。

如同欧阳修因不满《唐书》而编写《新唐书》，以及宋濂等人因《元史》的错误而推出《新元史》，《清史稿》终究也面临了重修的命运。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清朝“墓志铭”的编修工作就交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建国初期，董必武曾提议编写《清史》。然而，那个时期国家百废待兴，资源紧张，无法投入足够的精力和资金来组织编修工作，因此该提议暂时搁浅。

1959年，关于修《清史》的提议再次被提出，但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这一计划再度被推迟。直到1965年，中央政府终于确定了修《清史》的方向，编纂委员会也已成立，专家学者们为此做好了准备。然而，这一时机并不理想，历史的洪流让修史工程的进展停滞不前。

经过多年积淀，直到2002年，在众多历史学者的呼吁下，清史纂修工程才得以正式启动。这一次，编委会由著名清史学者戴逸教授担任，他长期致力于清史研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努力。

在戴教授的领导下，整个清史修编工作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主体工程——编纂《清史》；其次是基础工程——整理清朝时期的历史档案与文献；最后是辅助工程——建立档案馆、图书馆和电子化历史资料库。这样一来，不仅能高质量地完成《清史》的编纂工作，还能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充足的历史资料。

在2003至2004年期间，编委会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如何更好地进行《清史》的编纂工作。最终，决定将《清史》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大部分，其中“通纪”是近现代以来新兴的一种历史编纂体例，而图录则是这部《清史》的一大创新。因为清朝处在现代摄影技术初步发展的时代，图像成为了考证历史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一创新性举措获得了广泛关注。

然而，尽管工作进展顺利，《清史》却一直未能完成审稿并正式出版。已经过去了超过20年的时间，尽管初步编纂工作已于2008年基本完成，审定工作依然持续进行。

三、

从《清史》修订的漫长审稿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审定工作占用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审核部门往往会根据全面考虑的角度提出大量修改意见，而这也使得整个编纂过程变得更加复杂。毕竟，《清史》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它代表的是国家层面上的官方叙述，涉及到诸多敏感问题，因此审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进行多方调整和修改。

除了这些外部的审核原因，编纂者们还透露了在《清史》修订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境。首先，集体创作导致了不同编者之间风格不统一，难免出现疏漏。例如，参与编纂的学者们由于各自负责不同部分，导致在交接部分时有遗漏，甚至出现了忘记写慈禧太后的传记的重大失误。

此外，由于众多参与者都是兼职学者，工作重心往往分散，编纂工作进展缓慢，难以集中精力。专家们的工作安排繁忙，而修订一部大规模的历史工程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这对于任何一位学者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在古代，史学家们在没有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往往需要长年累月埋头于浩繁的史料与文献中，而现代的学者则面临了更多的协调与时间压力。这种背后的艰辛与付出，值得我们更加尊重与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