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之前，“疆域”这一概念并不存在。那时，华夏大地上的政权之间的边界主要依赖于其控制的附属城邑和据点。直到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的扩张和征战，政权的控制区域逐渐从单一的“点”拓展为更广阔的“面”，疆域概念也随之产生。

夏朝，作为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广域王朝，尽管被认为是国家形式的起点，但其实际控制的地域范围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关于夏朝疆域的历史记载并不统一，甚至存在诸多错误和矛盾。例如，《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中心位于豫东和鲁西，而《战国策》则表示夏朝的核心在豫西的伊洛平原。《左传》则提到“夏墟”位于晋南。这些不同的历史文献似乎对夏朝疆域的定义有很大的不一致性。

考古学家徐旭生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夏朝的两个可能的中枢地区：一是河南中西部的崇山一带，尤其是登封和禹州，另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在这些地区，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两种与夏朝相关的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区域横跨豫西、晋南，甚至延伸到陕西、冀南、鲁西及长江流域。根据这些发现，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的文化遗存，且与史书中的夏朝疆域和政治中心的描述基本吻合。

从时间上看，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与早期商代的文化有所不同，并且经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早于早商文化。这表明，二里头文化并不直接继承早期商文化的特征。因此，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认定二里头遗址为夏朝的中晚期都城遗址，同时指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应当作为研究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换句话说，夏朝的疆域通常被认为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至于中原以外的区域，夏朝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文化交流和互动上。然而，夏朝的创立者大禹的归葬地，却远超出当时夏朝的实际控制范围。

史籍如《墨子·节葬下》和《竹书纪年》都记载大禹死于会稽，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详细记载了大禹的去世地点，表明他在东巡会稽时去世，且被安葬在今天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北麓。如此一来，作为夏朝的奠基者，大禹为何会葬在距河南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浙江？这个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

史书记载了大禹治水平定洪水后，划定了九州，举办了涂山会盟，铸造了九鼎，并在东巡会稽时意外去世，因此被葬在那里。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却与这些记载存在不小的差异。

首先，按照《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后划定的九州范围内，今会稽地区属于扬州，其田税等级较低，贡纳物包括银、铜、玉器等。而扬州在西周时期并未被中原王朝有效管辖。直到夏朝末期，江淮一带才开始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大禹时代的扬州仍然属于广富林文化的发源地。

其次，二里头文化被誉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出土了最早的青铜鼎。然而，二里头文化代表的夏朝时期，物质生产和生活工具仍以木、石、骨为主，不可能铸造九鼎。九鼎的使用及象征意义主要见于周代礼仪，而“九”字象征君权，是周人特有的文化产物。因此，大禹时代显然无法具备铸造九鼎的能力。

此外，二里头文化的传播范围与“禹迹”地理分布不谋而合，这为大禹的故事提供了独特的线索。一些地区，如山西、四川和江淮，曾是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地，而这些地区恰好是“禹迹”及“禹后裔”的传统故地。历史传说中的大禹，很可能是早期夏文化的象征人物，随着夏人迁移，这些传说也被带到了不同的地方。

此外，天文现象的计算进一步证实了大禹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孝经》记载了禹时五星连珠的现象，而通过现代天文计算，公元前1953年，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确实曾有过罕见的汇聚现象，这一事件与夏纪年以及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相符。由此可见，大禹所处的时代，确实与夏朝存在直接关联。

总结来说，大禹作为夏朝的创立者的身份，尽管存在一些考古和历史的争议，但其作为夏前期的历史人物及文化象征的地位，依旧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