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一书中对诸葛亮的赞美之词不胜枚举，但其中，集中反映对“治经典”偏向的褒奖的段落，尤其体现在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一节。在这场与东吴智者们的激烈舌战中，当严峻质问他“治何经典”时，诸葛亮引用了历史上一些治国有方却未必拘泥于经典的名士，如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姜子牙、汉初的张良和陈平、东汉的邓禹及耿龠等，反击了儒家士人的轻浮行径。他指责这些所谓的“治经典”的儒者只知道在笔砚间游走，浅尝辄止，玩弄文字，过分强调章句的辨析，却无力为国家兴邦立事，实为“腐儒”。而当汝南的程德枢讽刺他“好为大言，未必有实学”时，诸葛亮则引汉代的扬雄为例，继续痛斥那些只会沉迷于笔墨之间、为学无实用的“学究”们。

对于《三国演义》中这一情节所展示的“治经典”的文化现象，如何正确理解，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课题。教育历来强调学以致用。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儒家与法家两种教育理念便开始形成，并且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培养出能够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的人才，尽管他们所侧重的阶层有所不同。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强调培养具有忠诚与治理能力的士人，服务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社会秩序；而法家教育则注重培养能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政治与军事人才。无论是哪个阶层的教育，学以致用、学而无用从来都是其根本要求。在这一点上，孔子教育出的弟子，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等，虽然对社会贡献巨大，但无不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结构。而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商鞅等，也通过他们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公孙痤、韩非等关键人物，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士的地位非常特殊。最初在殷周时期，“士”是奴隶主阶级中的最低等级。而到了春秋时代，士逐渐有了不同的划分，开始分为从政者与文化教育工作者。在《管子》一书中，士被列为四民之首，代表了百姓中的最高层次。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都急需大量能够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士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这些从政士通常掌握生死大权，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而相较之下，那些专注于“治经典”的学者则处于较低的社会层次，虽然他们在学术和文化上的贡献不可小觑，但在历史的风云中，缺乏实际的政治影响力，逐渐被从政者轻视。

东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取代了今文经学，成为官学的主流，教育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诸葛亮生长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虽然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他是否在早年读过书，但可以推测，他所受的教育内容大多与儒家经典相关。诸葛亮出生于山东，而山东正是孔子、孟子等儒学巨匠的故乡，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后来的诸葛亮在襄阳的几年里，师从司马徽等当时的古文经学大师，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也接触了其他诸子的思想。通过这些知识，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也培养了自己治国安邦的志向。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表明他在动乱时期依然不忘“学以致用”，他心中始终有着报国安民的理想。

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国家需要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治理者来恢复秩序。诸葛亮正是这样一位饱学之士，在这场混乱中挺身而出，承担起了挽救国家的责任。他的才华和远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肯定，与专注于“治经典”的儒生们相比，诸葛亮不仅有更高的社会需求适应性，也符合当时人民对于安定与繁荣的渴求。正如诸葛亮自己所言，他的目标是成为能够助力国家兴盛的有用之才，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经典学问的浅层次。

然而，《三国演义》所描写的诸葛亮轻视“治经典”的心态，恰恰反映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真实思想，这并非是后来的小说家罗贯中所虚构的情节。在乱世中，诸葛亮所推崇的治国安邦的能力与那些专心研读经典、却缺乏实际应用的儒生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伊尹、姜尚，还是张良、陈平，这些都属于在历史上有过巨大贡献的政治人物。相比之下，虽然有些学者在文化上的贡献不可小觑，但他们的知识与能力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显得有些无力。

诸葛亮的这一历史态度，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对当时社会需求的反映。在那个急需实际治国才能的时代，学术研究确实显得较为遥远，这也是为何他轻视“治经典”的儒生。这一心态反映了历史上的“士”阶层与“治经典”之学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也揭示了不同社会角色和身份所面临的不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