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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古代人来说,源自夏商时期的酒,早已不仅仅是解渴的饮品,更成为了舒缓身心、激发文思和陶冶情操的重要媒介。无论是在宫廷宴会、将士征战、独自饮酒抒发心情,还是与友人相聚,酒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在文化高度繁荣的唐朝,酒更是文人墨客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寄托和生活的一种方式。
从唐朝政府的角度来看,酒却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存在。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对酒的热爱,同时又不想重蹈前朝因酒色误国的覆辙,李唐皇室在调整酒政政策时,往往在“宽松与约束”之间不断寻找平衡,以确保酒文化能在“合法”的框架内蓬勃发展。
隋朝时期,宽松的社会环境为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也让汉代以来屡次推行的禁酒令逐渐失去威力。到了初唐,这种社会风气继续延续,民间的酿酒技艺也得到了相当的提升。
然而,虽然社会环境对酒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但唐朝政府却对这种发展过快的现象有所顾虑。为了让国家尽快从隋朝末期的动乱中恢复,唐高祖李渊在建国初期便颁布了《禁屠酤诏》,规定:“酒醪之用,表节制于欢娱……肴羞麹蘗,重增其费救弊之术,要在权宜。关内诸州官民,宜断屠酤。”
这份禁酒令的背后,其实反映了当时政府的两个主要考量:一是为了节约粮食,二是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实际上,唐朝在建国初期正面临着土地荒芜、百姓流散的局面,相较于稳定物价和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李唐统治者并不希望将有限的粮食资源过多投入到酒的生产上。
尽管如此,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而出台的禁酒令,并没有得到唐朝人民的积极响应。也许是由于隋朝政府完全放开了对民间酿酒的限制,酒文化已深深融入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次禁酒令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随着新政权站稳脚跟,唐朝的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禁酒令也逐渐名存实亡。
到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等王孙贵族更是率先突破禁酒令的束缚,推动酒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据《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不仅热衷于饮酒,还喜欢用自己在宫苑中亲手种植的葡萄来酿酒。“酒成,凡有八色,方辛酷烈,味兼醍盎”的葡萄酒,足以证明唐太宗在酿酒上的天赋。
另一位治世名臣魏征在酿酒方面也非常出色,李世民曾称其所酿的酒为“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由此可见,贞观年间的酒文化已经在上层贵族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政府在确认禁酒令未能收效后,转而加入了酿酒行业。事实上,除了在灾荒年间偶尔发布禁酒令外,政府并未再限制民众酿酒和饮酒。相反,设立了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皇室宴饮等正式场合的“良酝署”,并让官方酿酒与民间酿酒展开竞争。
《新唐书》记载了“责供春暴、秋清、酴醾、桑落之酒”的良酝署,该机构的职能相当复杂,每逢春天,酿酒匠人就会将冬天酿制的酒取出,让象征美好寓意的“春酒”登上爱酒之人的餐桌。
从某种角度来看,初唐时期的酒政相对宽松自由。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下,唐朝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安逸无忧的生活。此时,由政府引领的酒文化潮流推动了民间酿酒技术和酒品种类的多样化,也使得许多文人、诗人在酒中汲取灵感,创作了不朽诗篇。
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安史之乱不仅使得国家财政大幅缩水,还加剧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社会动荡加剧。在动乱结束后的第二年,唐代宗便出台了“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的规定,显然,唐朝政府已经开始为应对财政赤字寻找新途径。
中唐时期,唐朝政府的税制已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在国家税收困境和酒产业快速发展的双重压力下,李唐政府开始着手加强对酒文化的管理。为了增强财政收入,政府决定将盐和酒纳入官营,并对其征收高额税款。
唐德宗时期,中央政府由于持续上涨的军费开支,决定实行“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军费”的榷酒政策,彻底加强对酒类的控制和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酒政并非完全压制民间酿酒,而是实施了两套不同的制度:官方酿酒由良酝署、食官署负责管理,而民间酿酒则由户部下属的“度支属”负责监管。
随着榷酒制的推行,酒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都被纳入官方监管,酒价的定价也由政府统一制定。通过这一政策,唐朝政府不仅提高了税收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财政状况。然而,随着民间酿酒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低廉,榷酒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
在长安城,商人和官员对榷酒制的不满情绪尤为强烈。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唐朝政府在贞元二年废除了榷酒制,转而推行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榷曲制,即对酒曲征税,而非对成品酒征税。这一政策允许民间继续酿酒,但必须从官方渠道购买酒曲。
通过这一新的税收政策,唐朝政府在继续进行酒类监管的同时,也能够保持税收的流入。这一制度不仅提高了酒的生产效率,也为国家财政带来了更为稳定的收入。
总体而言,唐朝的酒政处于不断调整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禁与解禁、征税与取消之间,唐朝政府始终致力于找到平衡税制需求与民众饮酒需求的最佳方案。尽管这一系列政策导致了酒价上涨,但在中晚唐社会的背景下,这些措施仍为稳定国家局势和财政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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