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权对东南地区铜币外流问题的重视，首先需要从铜币在军事经济中的关键作用说起。铜钱不仅是北方军队支付军饷和购买军粮的基础，也是重要的军费支撑。因此，铜币的稳定性对国家的军事开支至关重要。与南宋时期相比，铜币外流的背景有所不同，这主要归因于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南宋时期，由于失去大量北方领土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国家不得不依赖东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以维持财源。这导致了对铜币使用的监管放松，甚至为了应对与金政权的对抗，南宋采取了避免直接军事冲突、通过加深经济往来来实现软实力对抗的策略。

随着失去北方大片领土和丝绸之路，南宋急需发展东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以弥补国家财政不足。而南宋时期，贸易商人因铜币的高需求而在对外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刺激了大量铜币走私。长此以往，铜币的外流问题愈加严重，最终导致国家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铜币外流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尤其是日本对宋王朝铜币的强烈需求，推动了铜币的外流。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宋朝的商品经济发达，而同时期的日本经济相对落后，这种经济差异使得日本对宋朝的经济依赖日益加深，两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除了官方的民间贸易和朝贡贸易外，南宋时期海上走私贸易也异常活跃。原因在于，前来交易的各政权都希望获得宋朝铜币，而宋朝严格的货币禁令使得商人们纷纷铤而走险，进行铜币走私。铜币的外泄成为了一个无法彻底杜绝的问题。无论是与北方的陆上贸易，还是与东南海上诸国的交流，铜币外流让宋朝本就脆弱的货币体系更加不堪一击，推动了“钱荒”的加剧。

两宋时期东南地区“钱荒”现象的成因并非单一因素所致。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铜币流通体系的崩溃。虽然“钱荒”现象的出现有诸多原因，但最直接的因素之一是铜币的大规模外流。铜币流失不仅导致它们脱离了赵宋王朝的货币市场，而且这些铜币再也未能重新流回，造成了市场上铜币的稀缺。随着铜币的外流，赵宋的货币体系内流通的铜币数量愈发减少，尤其是在东南地区，“钱荒”现象愈加严重。

通过一些外交使臣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辽朝的货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宋朝铜币。比如，哲宗时期的户部侍郎苏辙上奏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这些记载表明，辽朝依赖于宋朝铜币，尤其是在边疆地区的货币流通中。而在与辽朝的贸易中，铜币回流的情况也有所记载，像在《宋史·食货志》中提到的“岁获四十余万”的贸易收入，实际上反映了铜币在中原和辽朝之间的流通量。

更为直接的是，北宋时期的铜币在河北地区的交易总额曾达到百万贯的规模，而这种铜币的交易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宋朝与辽朝的经济联系。通过这种交易，北宋的铜币逐渐流向辽朝和西夏等国家，造成了这些国家对铜币的强烈需求，也使得大部分铜币未能返回宋朝。与辽、西夏的铜币贸易，实际上是北宋王朝铜币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南宋时期铜币的外流也影响了“钱荒”现象的加剧，尤其是铜币流向金朝的情况。在绍兴末年，铜币流入敌境的数量已经难以估算，这些外流的铜币并未重新流回东南地区的货币体系。两宋时期的东南地区，包括淮南、浙江、江南和荆湖等地，正是本文讨论的铜币流失问题的关键区域。铜币流失导致了这一地区的货币供应短缺，最终催生了“钱荒”的爆发。

因此，北宋时期与辽、西夏的榷场贸易，以及南宋时期铜币的大规模外流，直接导致了东南地区铜币流通的缺失。这不仅让铜币无法及时补充流通，也造成了东南地区的货币体系逐渐崩溃，最终加剧了“钱荒”问题的爆发。而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宋朝依赖贱金属货币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铜币在市场中的实际价值与赋予价值并未分离，导致铜币在外流过程中逐渐失去其原本的货币功能，最终造成了无可避免的市场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