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做了几个月的差事，朝廷突然决定将我调任滦州担任知州，官职也得到了提升。可是，事物总有两面性。记得有一次，监狱中的一名囚犯趁着狱卒喝醉酒的时候逃脱了。我立即派人去捉拿，虽然大部分囚犯被追回了，但最终还是有人参劾了我，导致我被降职。对此，我并没有太多辩解，毕竟是我疏于管理，理应受到处罚。就在上面还没决定我的具体去向时，乐亭县的百姓却觉得我对他们不错，便想让我回去继续担任知县，于是他们进京请愿。然而，他们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朝廷的规制，结果吏部并未批准。之后，他们再三请求皇上，依然没有得到许可。最终，他们自己也因此被发配。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不甘心，决心再次前往京城。我接到信后，急忙给他们回信，劝解他们这种做法并没有任何好处，只会让我成为一个惹祸的官员。可是皇上却认为，百姓的举动必定有原因，于是派人去调查。负责我巡抚事务的金世德大人经过核查后，向皇上上奏了一份详细的奏疏，极力为我辩护，指出了我的种种优点。皇上听后，认为民心淳朴，不好轻易拒绝，于是决定让我重新回到乐亭担任知县。这一决定让我无比感动，不仅因为皇上能识人用人，更因为金大人敢于为我仗义执言，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乐亭百姓的深情厚意。

重新回到乐亭后，我不禁感慨：“天下之中，虽有贪官，岂能无刁民？民之刁，皆由官致。官若言民刁，必定非良吏。”康熙十二年，皇上因愤怒于原任直隶总督白秉真贪污、侵占赈灾银款一事，命令户部侍郎及郎中等官员赶赴保定调查此事，要求各级官员到场问询。作为一名耿直之人，我认为白秉真定然有冤屈，案件需要详细调查。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道：“人心难测，不敢妄言。”然而，办案的郎中回京后报告给了上级，最终我被罚俸一年，虽然如此，我依然保持本色，始终不改自己为民服务的初心。即便多次有升迁机会，我也始终选择留在百姓中间，始终没有离开。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令人心碎的噩耗——我的阿玛，即我的亲生父亲国安仙逝了。我痛苦不已。自从做官以来，我很少能在他身边尽孝，虽然过继给我养育之恩，但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且有多年养育之情。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去为他守灵。我离开乐亭的那一天，乐亭的士绅们在县衙为我饯行，百姓们也纷纷前来送别。我流泪劝大家回去，然而父老乡亲们却始终不肯离去，直到将我送至县境之外才渐渐返回。

丁忧期满后，金大人举荐我为通州知州，命我返回我曾经求学的地方。回到通州，我依然竭尽全力为民办事，心中一直铭记着父亲曾经教导过的话。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通州和三河一带发生了强烈的地震，通州城乡房屋倒塌，满目废墟，灾民哭喊不止。我刚刚到任，便立即着手为灾民安置生计，尽快帮助百姓恢复生活。我住进了临时搭建的简陋席棚，办公的地方也是如此，倒塌的衙署我并未理会。我将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提议先修复文庙，以便为通州学子提供学习的地方。毕竟，这里曾是我求学的地方，我与这里有着深厚的情感。

在通州知州任上，我积极参与了运河堤坝的加固以及道路和桥梁的修复工作，凡事亲自上阵，带领百姓一起抬土运石。我为了百姓，甚至敢于直言不讳，冒犯曾经宽容过我的皇上。有一次，皇上乘龙舟准备从通州的一座桥下通过，但因桥面较低，龙舟无法通过。皇上命令拆桥以便过船，侍卫传旨时，我觉得拆桥太容易，而重建桥梁则异常困难，便直言进谏道：“拆桥容易，建桥难，应该奏明皇上体察民生之艰难，可以考虑抬船过桥。”最终，皇上采纳了我的建议，避免了拆桥的做法。

康熙二十一年，直隶巡抚于大人升迁为两江总督，他认为我与他性格投缘，又在同一地方任职，于是举荐我。皇上听从了他的推荐，将我调任江宁知府。我与于大人一同南下，准备在新的地方展开新的工作。

然而，谁曾料到，这段新的征途又会引发一场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