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6日，周总理在勤政殿举行宴会招待一众客人，席间包括张治中、劭力子等国民党起义将军。当宴席即将开始时，突然有一名国民党高官缓步到场。其他人一眼便认出他是胡宗南的军要秘书熊向晖，纷纷问道：“熊老弟，怎么也来了？难道你也加入了我们起义的队伍吗？”

还未等熊向晖开口，周总理便轻松回答：“他可不是来起义的，而是回归我们队伍的！”熊向晖闻言微微一笑，点头表示同意。此言一出，众人恍然大悟，原来熊向晖是中共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卧底，一时之间既感到惊讶，又为其深藏功与名的智慧所钦佩。

然而，外人所知的只是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显赫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并不知晓，实际上，熊向晖的身份早在全国解放前便已经暴露，而他此行的目的并非为了与“旧相识”叙旧，而是想向周总理请教一个问题：“胡宗南明知我的身份，为何始终没有揭穿我呢？”

周总理沉思片刻，轻轻叹息道：“胡宗南之所以未曾揭发你的身份，实则是为了他自己的考虑。”

胡宗南为何如此？熊向晖又是如何潜藏其中，成功完成任务并在危急时刻帮助我党扭转局面呢？

1938年初，时任国民党第17军团军长的胡宗南，因心腹难寻而深感焦虑，担心影响自己晋升的前景。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青年战地服务团，从中挑选一批有才之人并重点培养。当胡宗南抵达时，青年们早已整齐列队等候。他并没有急于挑选，而是坐了下来，准备通过一场考问来筛选合适的人选，场面更像是一场面试。

很快，台下的青年们依次报上个人信息，胡宗南显得有些乏味，直到听到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起：“我叫熊向晖。” 胡宗南顿时来了兴趣，便向他询问：“熊先生，你为何会加入我的部队？”

熊向晖不慌不忙地回答：“为了革命。”这一回答直接引起了胡宗南的注意，也成为了他与熊向晖初识的契机，标志着熊向晖开始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

至于胡宗南为何录用熊向晖，除了他独特的回答风格，熊向晖的优越家世背景也为他赢得了青睐。熊向晖出生于1919年，来自山东掖县的一个官宦家庭，父亲由县长一路升任为湖南法院院长。熊向晖本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学识渊博、家庭背景显赫，对胡宗南而言，他无疑是个理想的助手。然而，胡宗南并未知道，熊向晖的“面试”表现完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事实上，早在1936年，熊向晖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参与革命工作。为了能够有效地在敌人内部展开工作，他被中共高层安插到了国民党阵营，而周总理正是这一计划的主导者。

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但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并未随着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消失。在深思熟虑后，我党决定采取在敌人内部发展“隐蔽战线”的策略。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青年党员们在和平时期继续抗击日军侵略；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够在国民党进行打压或迫害我党时，传递情报，保护我党人员的安全。

作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周总理深知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决定将重任交给那些立场坚定、思想成熟的青年党员。在精心筛选后，周总理与董必武一致选中了熊向晖，尤其是他的革命表现和卓越的家世背景使得他成为最佳人选。

不久，周总理秘密联系了熊向晖，并交代了任务。令周总理感到惊讶的是，熊向晖不仅没有犹豫，而是毫不动摇地回应：“我必定不负所托，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熊向晖的坚定信念让周总理非常欣赏，并在安排下，熊向晖顺利进入了国民党青年战地服务团。

为了隐匿身份，熊向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由“熊汇荃”改为“熊向晖”，寓意着即使身处黑暗，他依旧会向阳而生。然而，加入敌营的任务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和危险。

战地服务团中共有50名成员，身份各异，包括护士、知识青年、画家等，熊向晖与一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会主席相识，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然而，他依然保持警觉，始终低调行事。每当有陌生人试图通过言语试探他时，他总能巧妙应对，最终等待着被胡宗南挑选的时机。

熊向晖明白，若像其他人那样与胡宗南交往，势必无法引起他的注意。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故作玩世不恭的模样，从而给胡宗南留下了深刻印象。

几天后，胡宗南的副手找到熊向晖，并在闲聊中提到：“前日，有下属遇见你父亲，他提到你在战地服务团的表现，感到非常欣慰。”熊向晖点头回应，称自己父亲曾多次叮嘱他为国效力。

胡宗南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说：“你到我这里来吧，未来的机会不少。”熊向晖知道，自己已成功打入敌人内部，但要完全赢得胡宗南的信任，仍需经过长时间的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