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无法一蹴而就地出现，它的成熟有着漫长的演化过程。按照文字发展的规律，之前必定有一个较长的“初熟文字”阶段。

史书记载，商族曾经是夏朝的臣民，直到商汤发动革命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现代考古研究则揭示了晚夏时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遗址之间的继承关系，进一步证实了夏商两朝文字发展的关联。因此，从夏朝与商朝的关系来看，夏朝至少存在过初步成熟的文字，而这些文字也被商代继承下来。当然，也不能排除夏朝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文字系统，只因文字的载体易腐，无法保存下来。若真如此，那么夏朝的“初熟文字”应该出现在更早的时期。

然而，以上仍然只是推测，至于夏朝的文字是否有确凿的考古证据呢？其实，在夏都二里头遗址曾出土过50多个字符，这些发现无疑证明了夏朝已经拥有文字系统。更为关键的是，学者们经过多年的考证，成功破译了一个陶尊上的三个字，这一发现表明夏朝已经具备了“连字成句”的能力，因此，夏朝拥有“连山易”也不再令人感到奇怪。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约50例陶文。此外，像八里桥遗址、洛阳皂角树、伊川南寨、渑池郑窑以及陕西商县紫荆等地，也发现了夏朝时期的陶文遗物。在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黑陶纺轮上，刻画了类似甲骨文“羌”字的符号。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墉、臣、鱼、井等符号，这些符号大多与甲骨文存在传承关系，尤其是“臣”字，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在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学者发现了一个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的“车”字符号相一致的陶文。这一发现表明，夏代时期已经存在车辆，这也使得皂角树遗址的“车”字符号得到了充分的理解。淮阳平粮台城址（距今至少4200年）和二里头遗址中，甚至发现了车辙印记，这些印记再次证明夏代已经使用过车辆。

对于二里头遗址中这些刻符，考古学家如夏鼐和邹衡等指出，它们应当就是夏朝时期的文字。他们还表示，商朝的文字系统与夏朝的文字是密切相关的，基本属于同一系统。因此，甲骨文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不同于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等突然成熟的文字系统，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是在夏朝文字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夏朝肯定拥有文字系统，尽管目前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当时文字的数量与具体形态。夏朝的陶文多刻在器物的口沿或肩部，通常数量较少，每件器物上可能只有一个陶文。然而，在二里头的一件陶尊上，却发现了三个刻符，几年前，现代学者终于将这些符号破译出来。

对于这三个符号，学者蔡运章解释道，最初研究者集中注意力于最右侧的符号，忽视了左边的两个符号，但在八里桥遗址出土了相似符号后，研究者才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最终，经过考证，这三个符号的含义被揭示出来。

首先，最右侧的符号经多年考证后，普遍认为是“臣”字。甲骨文中的“臣”字通常是竖形的，而这个符号则是横放的，它是“臣”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甲骨文中“臣”字的前兆。蔡运章学者认为，南方良渚文化中陶杯上，弯腰服侍主人的形态正是“臣”字的最初样式，后来演变成了二里头横目型“臣”字，最终形成商代竖目型“臣”字。

另外，左侧的两个符号，蔡运章学者将其解释为“曲与糟”。最初，这两个符号被认为没有意义，直到在八里桥遗址发现了类似符号，并且在甲骨文与商代晚期金文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符号。于是，这两个符号逐渐得到了重视。通过各种考古与文献分析，学者们最终将这两个符号释读为“曲”，而“糟”则代表了古代酒的意思，二者结合起来，表示“曲糟”，即“屈身奉上美酒”的含义。

结合陶尊的用途——古代盛酒祭祀的礼器，这一解释得到了验证。周礼中提到“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与陶尊上的“曲糟”符号含义相契合。因此，二里头陶尊上的三个符号“臣曲糟”，意味着“臣屈身奉上美酒来供奉天神或王者享用”。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符号排成一行，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表明夏代的文字已经具备了“连字成句”的能力。根据史书记载，易经分为三部，其中周代为周易，商代为归藏，而夏代则有连山易。现代以来，人们曾认为夏朝连文字是否存在都不确定，如何谈得上写出《连山易》？然而，如今的考古发现表明，夏朝已经具备了连字成句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夏人不能进一步发展为连句成段、连段成文，最终写出《连山易》呢？

最后，关于夏朝文字的话题，还有三点需要补充。首先，尽管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60年，但迄今为止，实际挖掘的面积还不到2%，许多其他夏代遗址也没有被完全挖掘，因此，夏朝文字的探索才刚刚开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发现。其次，夏代的文字载体可能与商代类似，主要是竹木简，而不像西方那样常用石刻。因此，若未来不能挖出更多的夏朝文字，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可能只是由于材质的易腐性，未能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