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清朝都察院的御史刘汝骥被外派为徽州知府。按惯例，他需要在上任前进宫辞行，并聆听太后的指示。慈禧太后召见了刘汝骥，询问他是否拜见过军机大臣。刘汝骥回答没有，慈禧便提醒他，在外为官不同于在京，若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必须依靠军机大臣的提拔。

照理说，做为地方官，首要任务应是为百姓谋福祉、顺利完成朝廷的财政和赋税任务，凭借政绩好坏来决定升迁。但清朝的官场却与常规的逻辑大相径庭，官员的升迁往往与政绩关联甚少。

或许有人会对此有所疑问，清朝是否有因政绩突出而得到升迁的官员？的确，历史上有许多地方官因其卓越政绩获得了提拔，像康熙时期的于成龙便是典型的例子，他从知县起步，凭借卓越的政绩，最终晋升为两江总督。

尽管有些官员的晋升确实因政绩突出，但这种情况在清朝并不常见，大多官员的升迁与政绩并无直接关系，更多是靠背景和个人履历。实际上，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能体现“朝中有人好做官”的原则。甚至有时候，并非要依赖朝中有权力人物，只要能够讨得上司的欢心，照样能够获得升迁。

清代的官制中，许多官员的迅速升迁往往与他们的家族背景息息相关。那些出身名门、官二代的官员，往往能比其他人更快晋升。例如张廷玉、刘墉、翁同龢等，他们都是典型的官二代，依靠家族的势力迅速进入仕途，获得提拔。

除此之外，师生关系在清代官场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并非每个人都拥有如官二代那样的显赫背景，师生关系成为了不少人进入官场的捷径。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后，便能够建立起师生关系，甚至有些人愿意花费金钱拜师，结交有权势的老师，借此获得晋升机会。

曾国藩的成功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初入仕途的曾国藩，若非得到他的座师穆彰阿的提拔，他或许不会有那么多的晋升机会，甚至不会拥有在天京之战中的非凡成就。

对于初入官场的人来说，拥有“朝中有人”的背景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若没有这一前提，再出色的政绩和学问也很难获得提升。

除了背景因素，履历也是官员能否升迁的重要因素。履历包括政治面貌、科举功名、年龄和工作经历等内容。政治面貌尤为关键，一个政治立场可靠的官员往往能赢得上司的信任，这是基本的要求，难度并不大。科举功名则有很大差别，清朝科举考试的难度极大，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并非单纯依靠学识，还需要运气的成分。许多人即使学识不差，也因运气不佳未能通过考试。

在清朝官场中，科举功名至关重要。即使是同为知县，进士出身的官员也往往比其他出身的官员更受青睐，哪怕其政绩稍逊。对于科举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要求进士的级别，而且进士的排名也十分关键。

此外，年龄和健康状况也是影响仕途的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官员的精力逐渐衰退，一些高负荷的职位便不适合年老的官员。清朝就规定，50岁以上的新科进士不能担任州县的实际职务，通常只能担任教职等相对清闲的岗位。而健康状况不佳的官员，也常常因体弱多病无法胜任重要职务，导致升迁受限。

另一个影响升迁的因素是工作经历。清代的许多职位都有严格的经验要求，尤其是高级职位，往往要求从基层做起。比如总督、巡抚等职位通常需要先担任知县或知府等职务，这些经验对他们能否升迁至关重要。

当一个官员既没有显赫的人脉，也没有显著的履历优势，那么唯有凭借政绩才能争取升迁。然而，政绩这个标准往往较为模糊，虽然朝廷会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但长时间混迹于官场的官员，几乎没有一个是没有政绩的。因为政绩本身具有波动性，很多情况下上报给皇帝的政绩数据并不真实，尤其是地方官员，他们距离中央较远，有时为了符合要求而虚报政绩。

尽管政绩的真实性难以保证，但清朝也并非对政绩全然不予关注。确实有一些地方官员以卓越的政绩脱颖而出，获得了朝廷的认可，成为典范。这些官员在地方治理中表现突出，从知县一路晋升至督抚等重要职务。除去于成龙外，李世杰、刘韵珂、陈汝咸等也都是因政绩突出而逐步晋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