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回忆录中提及“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时写道：

“1901年，我应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匡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邀请，北上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我建议从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五万两，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

李提摩太是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在山东传教，之后来到山西，在山西的时间超过了10年，多次参与赈灾，“为官民所熟知”，对山西的情形极为了解。李提摩太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在中国开办西方式教育的学校。1886年，李提摩太向伦敦浸礼会提出，在中国每个省办一所高级教会学校，因“花费高昂”，没有得到批准，李提摩太因此很受打击。李提摩太还曾游说过李鸿章，建议对中国教育进行改革——所以，李提摩太的办学想法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

这一回?，李提摩太的建议得以通过，并“把教授的任命、课程的设置以及校基金的管理等权力”交付给李提摩太，约定为期十年，十年后，学校管理权移交给山西省政府。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02年春天，等李提摩太领着一干人，兴冲冲地来到太原，准备办理他梦寐以求的“中西大学堂”时，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在1901年秋，受到惊吓的慈禧太后也决定革新教育，假光绪皇帝之名发了一道圣谕：要求每个省建立一所大学。既然是皇上发了话，各地自然不敢怠慢，山西巡抚岑春煊于是将并州的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筹办了?“山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赶紧找“岑春煊进行了交涉”，理由是在太原“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建议“把两者合并为一所帝国大学”。

岑春煊和官员们进行了反复的商讨，并征求了山西大学堂已招收的108名学生的意见，结果赞成者68人，反对者13人，其余弃权。在反复研究合并的利弊之后，大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合并办校利大于弊。随后经过一个月的反复交涉，通过了李提摩太的要求，1902年6月7日，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成为山大的西学专斋。

李提摩太回忆说，“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岑春煊）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制定了章程，规定学校包括两部分：中文部由中国人负责管理，专门教授中国的传统学问；西学部由我负责管理十年，教授的都是西方科目”。

山西大学堂的章程“送到了北京，经帝国政府盖章批准”，刊登在“以政府官员为对象的报纸——《京报》用了整整一期的版面加以刊登，并发到全国官员的手中”。

李提摩太提到，“巡抚岑春煊拨出城里最好的房舍，供学校暂且使用，直到合适的校舍建成”。这里“最好的房舍”应该指的是皇华馆（太原文瀛公园东门外，现仍有部分遗存），皇华馆是清光绪年间山西提督学政衙门，主管全省教育、考试等事务，把这里用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的临时校址，当然条件算是不错了。

中学专斋临时校址设在当时的山西乡试贡院（现山西饭店）。

1910年11月，在欧洲的李提摩太受到山西大学堂邀请回校访问，“考虑到现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扎下了根，永远不会被人拔除了，我想向政府官员和学生们表明，我不打算把控制权掌握到最后一分钟——十年合同到1911年春天才结束。于是我决定立即将学校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11月13日，举行了交接仪式……”

李提摩太简介

李提摩于1845年出生在英国威尔士，他的父亲提摩赛（Timothy）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这个最小的儿子。他在上中学时，转到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小学老师。此时正值威尔士教会大运动，许多人狂热地受洗为教徒。李提摩太进入浸礼会主办的一所神道学校，在校不到二年，他上书浸礼会布道会，要求到中国北部去，理由竟然是“中国北部的气候对英国人来说较为舒适一些”。

1870年，25岁的年轻英国人如愿来到中国，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李提摩太。做为传教士，他先去了山东，山西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李提摩太受伦敦传教士协会派遣，到山西开展赈灾济贫——由此开始了他在山西长达10年的传教和赈灾工作。

1890年7月，李提摩太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去上海担任“广学会”督办的身份，出版《万国公报》等10余种报刊、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

1916年5月，71岁的李提摩太辞别了中国。1919年4月离世。

山西大学探寻文化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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