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国庠和李大钊均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人早年都留学日本，后执教于北大，推进革命运动，并提倡反基督教活动。两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均是自愿的，并通过早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得以表现。《新青年》刊载杜、李两人早年发表的文章，是两人思想变化的见证。通过回顾杜国庠、李大钊的交往，能发现两人很多相似之处。

关键词：杜国庠；李大钊；北大；《新青年》；非宗教运动

北大红楼

杜国庠和李大钊两人是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家、学者，两人有深厚友谊，尽管关于两人交往的直接记载不是太多，笔者仍发现不少线索。文章厘清杜国庠和李大钊关系的具体情况。

杜、李相识于日本

杜国庠是近现代著名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史学家——

杜国庠（1889—1961年） 哲学家、历史学家。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笔名。广东澄海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起赴日本留学。1916年，和李大钊组织“丙辰学社”，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同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听日本马克思学者河上肇讲经济学，是中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之一。1919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等校任教。1925年，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翻译《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史的一元论》、《金融资本论》等专著，编辑《经济学辞典》，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38年，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抗日战争后期，撰写了《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等文章，批判冯友兰“新理学”的唯心主义。同时，还进行墨家逻辑、名家公孙龙思想等研究，积极从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学术方面的活动，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作出了有益贡献。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院长等。1954年起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便桥集》等，与侯外庐等合作编撰《中国思想通史》，遗著编为《杜国庠文集》。[1]

早在清末，杜国庠就学习于日本，并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他在这所大学认识很多著名中国革命者。一九一三年冬，李大钊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2]

另据《李大钊研究辞典》，李大钊到日本是一九三年“残冬风雪”之时，实际上是一九一四年一月，住在东京。一九一四年一月至九月八日，是李大钊进早稻田大学作准备的时期，学习英语和日语。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至一九一六年二月二日，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本科学习。[3]

杜国庠在日本认识李大钊，两人成为挚友，一起反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

杜国庠到了日本之后，就积极物色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仔细观察，耐心倾听，终于结识了周恩来、鲁迅、李大钊、郭沫若，成为知己好友。这四位好朋友，对于杜国庠后来的思想进步和工作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与周恩来、李大钊的交往中，受益更大。例如，他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因为孙中山的群众很少工农，基础不巩固。孙中山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得不依靠军阀为后盾，这是很危险的。……1916年，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复辟称帝。全国人民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群起声讨。在日本的杜国庠和李大钊立即筹组“丙辰学社”，发动留日的中国学生，声援国内的反袁斗争。[4]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下令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同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开会，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5]同年，杜国庠和李大钊等在东京筹组“丙辰学社”，进行反袁斗争。[6]

需要看到的是，杜国庠、李大钊在日本都博览群书，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在日本留学期间，杜国庠兴趣广泛地涉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字学、佛学、因明学（印度逻辑）和哲学。这些，为他后来研究古代思想打下基础。但是，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方法论，都不能使他满足。在帝大的第一年，他有幸聆听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写下了学习《资本论》的读书笔记。在初步认识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学习了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后，才使他多年所探求的方法论问题，得到解决。从此，确立了从事革命运动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道路。[7]

杜、李在北大共事

一九一九年七月，杜国庠在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取得经济学士学位。回国后，经李大钊介绍，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政党论、社会政策、工业政策等课程。还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等校兼课。时杜国庠的导师吴贯因在内务部任参事兼编译处长，杜国庠也兼任该处的编辑。

黄树雄提及：

杜国庠一九一九年七月学成回国，经李大钊介绍，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在北大讲什么课？不少文章和著作都笼统地说是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其实，杜国庠在北大讲授的是《政党论》、《商法》、《行政法》、《市政论》等课程。其中，《市政论》中罗列和分析了城市市政的各种问题，包括警察与消防、城市水道、下水道、煤气与电气、交通、住宅、卫生、闲暇与娱乐等等，对于市政问题这样专业的研究，相信他是比较早的一人。[8]

蔡元培以“兼容并包”思想办北大，不拘一格录用人才，这是杜国庠、李大钊能够一起在北大共事重要原因：

兼容并包体现在引进人才方面，就是不拘一格，广延人才，网罗众家，只要是“积学与热心”，有真才实学的人，蔡元培都想方设法的延揽，从而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科方面，既集中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猛将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吴虞、周作人等，又有一些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根底深厚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屠寄之流。此外，文科还集中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新老学者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许季上、肖友梅、徐悲鸿、陈寅恪、杨昌济、康心孚、吴承仕、沈兼士、梁漱溟、燕树棠等……及外籍教授葛利普等。这时的北京大学，可谓人才济济，名家荟萃，国内无二。[9]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为北京大学教职员筹备选举委员事，李大钊、陈大齐等致函周俊甫、杜国庠诸人。原文如下：

《本校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致黄黼馨等君函》：“敬启者。本月七日，本校开教职员会成立会，公决‘仍推前起草各委员为筹备选举委员。并公决由各委员公请其他教职员会同办理选举事务’等因。查此项事务，极为繁重，同人等能力棉[绵]薄，深恐或有疏误之处。夙仰先生热心公益，肆应才长，兹特依据前议，恭请先生为筹备选举委员，以资广益，千祈勿却为荷。此致

周俊甫、丁庶为、吴善之、柴东生、黄黼馨、杨栋林、许葆初、段子均、马幼渔、杜国庠、刘仲谟、黄幼轩、马夷初、胡壮猷、李伟民、孟春椿先生大鉴

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陈大齐、李辛白、李大钊、胡适、蒋梦麟、胡春林、俞同奎、朱锡麟、徐宝璜、陈启修、沈士远谨启”（《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2日）[10]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杜国庠与北京大学教授四十余人一起，为恢复中俄国交，致书顾少川、王儒堂。文中再次出现杜国庠、李大钊在一起的字样，原文为：

《北大教授请恢复中俄国交致书顾少川王儒堂表示意见》：“北大教授致书顾少川、王儒堂，言宜即宣布恢复中俄国交。……扬国声而辑与国，惟执事之是图。专此布臆顺从健安。国立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黄节、张煦、王星拱、陈源、陈君哲、沈尹默、丁燮林、杜国庠、张竞生、李四光、胡适、马衡、戴夏、顾孟余、冯祖荀、李宗侗、汤尔和、陶孟和、林玉堂、蒋梦麟、罗惠侨、单不庵、马叙伦、余文灿、李麟玉、李煜瀛、何育杰、李书华、马裕藻、周作人、刘文典、沈士远、石瑛、江绍原、谭熙鸿、皮宗石、樊际昌、李大钊、王世杰、白鹏飞、朱希祖、周览、郑奠、沈兼士、林损、郁达夫。”（《京报》，1924年2月16日）[11]

《新青年》刊载杜、李文章

《新青年》是中国现代著名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均是该刊重要撰稿人。该刊提倡民主和科学，对近现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2] 是年，杜国庠继续在日本留学。

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出版了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13]

杜国庠也为该刊撰稿。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一期刊载杜国庠《我的新银团观》，文主要讨论中国政府借贷的两种不同形式之利弊，属于一个比较具体的“经济”问题。据张永义叙述——

所谓银团，是指西方列强为了协调对中国政府的借贷而成立的银行团。开始只有英法德美四国。1912年日俄加入，变成六国。1913年美国退出，剩余的五国即所谓“旧银团”。

到了1919年5月，巴黎和会召开期间，美国出于利益均沾原则，提出改组旧银团，核心在于让渡旧银团时各国所得的借款优行权。这一提议得到英法的支持，但却遭到日本的反对。日本附加的条件之一是“满、蒙除外”。

在新银团的提议尚未正式落实之前，中国国内已经展开热烈的讨论。人们关心的是，这种改变对中国而言，是利还是害？《新青年》杂志组织了一个专栏，请相关专家发表意见。杜国庠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14]

杜国庠执教过的澄海中学

杜、李推进革命事业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一日，北京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与会五百余人，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各界人士“依良心之知觉”、“本科学之精神”，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校园召开。李大钊等师生签名，随后，学界名流蔡元培等加盟。会议选举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邓中夏等三十余人为干事。[15]

另外，当时还有一位潮汕籍著名革命者李春涛，也经由杜国庠介绍和李大钊认识。李魁庆《潮汕李杜》载：

李春涛去北京之后，先去拜谒吴贯因（为李春涛和杜国庠老师）。杜国庠、李春涛又见面了，又同居一室。久别重逢，更加亲热。李春涛愿意在北京教书。杜国庠早就是北京大学的教员，认识了不少教育界的进步人士，主动介绍李春涛与李大钊、胡鄂公、邓中夏认识，使李春涛能顺利地被聘为平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教师。[16]

一九二四年九月，杜国庠、李春涛和李春蕃（柯柏年）等筹建反基督教大同盟。由于此前李大钊组织了非宗教大同盟，反基督教大同盟理应受到前者的影响。当事人李春鍏回忆：

1924年9月，天高气爽，北京的气候，十分宜人。李春蕃忽从上海来到北京。当时，李春蕃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没有公开，后来才知道），在上海与瞿秋白、张太雷、施存统住在一幢房子里。他翻译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由上海书店出版（上海书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开设的）。李春蕃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建立了“反对基督教同盟”，他把这个目的告诉了杜国庠和李春涛。他又把带在身边的他所翻译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送给杜国庠李春涛，每人一本，请他们指教。[17]

李大钊花岗岩像

总而言之，杜国庠、李大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两位典型。两人都通过主动学习方式，自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中国革命事业努力一生。一九二七年，李大钊、李春涛在大革命失败后均被惨杀。同年，杜国庠在潮汕地区脱离国民党虎口后，逃至上海。杜国庠并不因为一批革命者好友的死难而却步，他为中国革命继续努力。

——本文载于《潮商 潮学》，2019年第2期，作者是中大史学硕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1]《第三十三章：杜国庠、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思想史研究》，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961页

[2]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第244页

[3]李权兴等编著：《李大钊研究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

[4]李魁庆：《潮汕李杜》，广东历史学会编：《纪念杜国庠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论文集》，广州：[出版者不详]，2009 年，第209—210页

[5]李权兴等编著：《李大钊研究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年，第474页

[6]广东省汕头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汕头市志》（第四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817页

[7]黄学盛、熊泽初：《杜国庠》，中共澄海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澄海革命人物》（第二辑），澄海：澄海县人民印刷厂印刷，1992年，第57—58页

[8]黄树雄：《杜国庠在北大讲什么课》，《汕头特区晚报》，2015年12月28日

[9]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上册），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46—47页

[10]张静如、马模贞、廖英、钱自强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0—101页

[11]张静如、马模贞、廖英、钱自强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3—224页

[12]李权兴等编著：《李大钊研究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年，第475页

[13]李权兴等编著：《李大钊研究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年，第475页

[14]张永义著：《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22页

[15]《李大钊与非宗教大同盟》，王洁主编：《李大钊北京十年：事件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

[16]李魁庆：《潮汕李杜》，广东历史学会编：《纪念杜国庠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论文集》，广州：[出版者不详]，2009年，第212页

[17]李春鍏：《杜老教导永记心间》，广东历史学会编：《纪念杜国庠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论文集》，广州：[出版者不详]，2009年，266—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