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司马迁却把两个“逃兵”排在了列传的第1名，看通了这一点，就明白了史学家的担当。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研究方法，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五种，其中列传最多，达到了70篇，列传第一名，记载了伯夷和叔齐的故事。

古代家里孩子多，为了区别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分别用了“伯仲叔季”。

伯夷是孤竹国的老大，相当于太子，而叔齐是老三。

孤竹君喜欢老三，打算立叔齐为太子，但是叔齐知道这不符合“立长”的传统，于是，就把王位让给老大伯夷，而伯夷担心自己留在国内，让三弟尴尬，于是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叔齐一看大哥因为让他当国君离开了，也跟着离开了，因此，孤竹国只能让二儿子来继位。

因为当时周的名声最好，伯夷和叔齐一齐来到周，准备在这里定居下来，但是，商纣王把周文王害死了，周武王就要报仇。

这个时候，伯夷和叔齐就站出来，拦住了周武王，说，你父亲死了，你还没有埋葬，就这样动武，这算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想要杀死自己的君主，这算是仁吗？

周武王没有把父亲下葬，这实际上是激励士气的一个方法，确实是做得不太对，但是伯夷和叔齐二人说得也比较直，语气估计也非常的严厉。

周武王的手下就要把二人“喀嚓”了，被姜太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姜子牙阻止了，姜太公评价二人是什么人呢？

“义人。”

这个评价就有意思了，姜太公认为二人没有错，虽然说话不好听，但他们有自己遵守的操守，不能因为危险就违背了自己的做人原则。

从姜太公的评价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二人当“逃兵”的原因，为什么面对着成为国君这样大的诱惑，但都放弃了？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的道德准则，在原则面前，他们不作任何现实的思考，不管得失，这就是“义人”。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这世上只有两样东西让我动心，一是头顶的星空，二是胸中的道德法则。”

遵守自己胸中的道德法则，不管生死，得失，成败，伯夷和叔齐就是这种人。

他遵守的是“君臣”之道，那么，自然就不会同意周武王用武力，来推翻商朝的统治。

周武王当然不会因为二人的阻止就停下武力，最后会战牧野，居然就成功了，把强大的商王朝推翻了，接下来，周武王成了天下的共主。

这对伯夷，叔齐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周武王违背了他们的道德法则，这个天下都是羞耻的，所以，二人就逃到了首阳山上。

有人讥讽二人说，首阳山上的东西也是人家老周家的，伯夷叔齐就连山上的东西也不吃，最后饿死了。

其实，二人是不愿和周武王一起呼吸这一片空气，吃一样的东西，也会感觉羞耻，坚持自己的原则，就算是死，也没有怨恨，孔子评价说，二人是“求仁得仁。”

当然，也会有人说，伯夷和叔齐，求锤得锤。

司马迁显然对于伯夷叔齐是持欣赏的态度，所以才把他们排在了那么多英雄志士之上。

司马迁说：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当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与污浊妥协，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则时，我们才会看到那一两个人，这就是清士。

天道无亲，并不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特别的偏爱你，也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恶人，就降下处罚，但是史学家有这个义务，把这些受到天道委屈的人挑出来，把他们留在青史上，如果没有史学家，那么，许由，伯夷，叔齐，吴太公，颜子，岳飞，文天祥这些人就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被天道所淹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史学家的意义，就在于：

“从天道的碾压之下，把伯夷这样的善人，义人，清人抢救出来，让大家都知道。”

甚至再拔高一些，史学家的意义，就在于用

“人道来对抗天道”

，按司马迁的说法，就是

“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伯夷的精神意义尤其重要，坚持正道，百死不悔，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也是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正气歌》所言：

“时穷节乃现。”

这是一个文化的传统，也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一个民族的传承，就是这些少数人来阐述的。

所以说，读懂了《伯夷列传》，就读懂了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