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病故于1948年，终年86岁。她老人家一生经历了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三次大年谨，因此最怕天旱。她老人家在世时，经常给子孙们讲述遭年谨的亲见亲闻，尤其是讲到光绪三年年谨的凄惨景象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使我深受教益，久久难忘。我今也已年逾古稀，把这些情形写出来留给后人，一则可补正史之不足；二则对后人或许有些益处。

光绪三年以前，我家共15口人，有祖父、祖母、三个伯父及伯母、父母亲、叔父母和三个长兄姊，种地一百多亩，有大家畜骡、驴、牛计八头。二祖父身体强健，精明能干，性急如火，管理家务，率兄弟们辛勤劳动。全年可打粮万余斤，除去口粮、种子、畜料，年年略有节余。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秋粮薄收，小麦虽抢种入土，因天旱出苗很差，来年生活明显有了问题。为了节约粮食，二伯父先将骡子卖掉，另外买了一头驴（驴吃料少），他和父亲赶着两头驴从甘肃合水一带买粮，驮回在耀县一带卖出，以糊二人之口。光绪三年，秋麦均无收成，秋季小麦因旱也未能下种。村里大多数人家揭不开锅，纷纷逃往甘肃。

我舅父家住灰堆坡村，舅父和外祖父无力外逃，活活饿死在家里。噩耗传来，母亲痛哭了几天，只好嘱托亲邻帮忙将其埋葬。

那时，我家也断了炊，靠吃野菜维持生命，一大锅清水煮野菜，里面有能数得清的几颗杂粮惨子，还要先让孩子吃。大伯因年老体弱，又吃不上饭而亡故了。二伯父赶脚回来，搂着大伯尸首号啕大哭：“大哥呀！你死得叫我们兄弟抬不起头啊！”

然而，就在这天旱火着，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官府不但不管，县衙还派差人四出催粮要款。我们李家是南关的老户，同川里前一甲的里长，县衙的差人连连上门，催促缴纳皇粮。赤地千里，十村九无烟，向谁去要钱粮？！为了躲避差人的催逼和打骂，二伯父与全家商量分散逃生，他却磨快一把镰刀，暗藏腰间，准备在逼急了时和衙役拼命。

一次，在去大街的路上又碰见县衙的衙役，衙役扑上来一把抓住二伯父的袄领，硬拉他去见县老爷。二人拉扯时，镰刀跌落地上，衙役一见，撒手逃去，从此再也不敢上门，全家才没有出逃。

后来，听我哥说，善人董长耀（同州人，即今大荔县）写的《荒年歌》中记载，他在同州衙役住处亲眼看见皇上的“诏告”，赦免陕西田粮。在那个时代，不要说救济百姓，不逼交皇粮就县皇恩浩汤！可那些贪官污吏，还要趁火打劫，硬是从骨头中炸油，中饱私囊，眼睁峥把老百姓往死路上逼！

光绪三年冬，又未降雨雪。年馑没底，怎办？不能眼看看全家饿死！祖父母含着眼泪决定，把亲生儿子，比较儒弱善良的三伯父赶出家了门，不准全家任何人给开门！三伯被赶出门后，讨吃无门，又冷又饿，曾数次叫门不开，夜里只好在破窑洞过夜。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家门前望着关得紧紧的大门，呼爹叫娘，放声大哭！全家人听到这撕心裂肺的声，个个哭得抬不起头。为了全家人不致全部饿死，祖父在悲痛中严令“不准开门”！三伯无奈，只得饿着肚子在门前一里碑左右胡走乱转。

一里碑在县城南一华里处的大路东边。西边的山脚下有一孔破旧大窑洞，不知什么时候窑内住了外地逃来的四个光身汉，整天在窑里烤火。那时，大路上很少有行人，偶有饥民通过，他们便请人窑烤火，然后杀死而食之。

三伯父走投无路，也想进窑烤火。正欲进窑，被邻人长辈路过看见喊了回来，带到我家门口，厉声叫开了门，高声斥责祖父母道：“你难道不知道一里碑窑洞里吃人吗？为啥把娃打出门！要死，叫死在家里，不要叫人家吃了！”祖父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将三伯收回家中。从此，全家人减食，野菜汤中掺点面，大人一天只准喝四勺。饭熟后，祖父母坐在灶房监视，让心底公道的三伯母执勺，就这样度过了冬春。

光绪四年夏，人们抢种的荞麦出苗较好，秋后又下了雨，荞麦丰收，救了人命。听我哥说：“老百姓感激神灵降下透雨，救了万民，在北寺里（即今重兴寺）给神立了一块碑，碑文中载有：“立秋一十八日，种黄荞一十八亩，打黄荞一十八石”等语，旨在教育后人不要拘泥靠“末伏不种荞麦”的传统做法，要看天时而作，不能一成不变。

年年度过了，我们李家沟十户人家只剩下了两家。后来，逃出去的又回来了一家。

母亲每次讲完她的这些经历后，都要告诉儿女们说：“打牛千鞭，不舍粟米一颗！”她认为：“糟蹋粮食是作孽，要受到年馑的惩罚！”督促我们兄弟姐妹要起早睡晚，辛勤劳作，靠自己的双手做到丰衣足食。

上面都是母亲讲述的亲身经历，至于母亲讲到自己耳闻邻村的传说，更是叫人惨不忍闻，因其真实程度难考，不再'一记述了。（李景民）

注：本文来自《铜川郊区文史》第五辑

198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