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弘光朝建立初期，无论是满洲清廷，还是继位于南京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当作头号敌人。在山海关之战之后，尤其是明朝士大夫们逃到南方刚刚站稳脚跟，他们几乎都沉浸在借助满洲八旗军力扫除流寇的美好幻想中。可以说，借虏平寇成为了南明弘光朝的基本国策。 由于南明自身腐败无能，朝中君臣各自安于现状，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使得他们对借用满清军力来平定流寇充满了幻想。他们认为，只要这条路行得通，就能够轻松享受江南丰厚的财赋，仿佛像南宋时期一样，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因此，弘光朝廷将借虏平寇当做唯一的良策，并一心依赖这一政策。

然而，结果却与他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清廷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精心策划下，一方面迅速消灭了大顺军，另一方面又对南明弘光政权虚与委蛇，故意装作与其友好。等到大顺政权覆灭后，南明弘光政权也如泡影般消失。接下来，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弘光朝与清朝争天下时的战略差距。 随着局势的恶化，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逐渐成形。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兼大学士杨嗣昌深知朝廷积弊严重，兵力不足以支撑两线作战，于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主要思想是与清廷达成和议，通过每年互市交换物资，来稳定外敌的威胁，从而集中兵力扫除流寇。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一些重臣开始借鉴前朝的历史经验，考虑联合外族武装来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孙承宗的谋士茅元仪和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僚姚康，分别撰写了《平巢事迹考》和《太白剑》，这些著作通过借鉴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的经验，建议利用外族势力的力量来打击内乱。根据他们的观点，平定类似黄巢起义这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光靠国内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外族的帮助。只有这样，国家才有望从危局中复兴。 然而，崇祯皇帝因刚愎自用，未能及时采纳这些意见，反而在局势越来越糟的情况下，开始有了议和的想法。崇祯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廷谈判，试图通过和解来暂时保全明朝政权。然而，谈判消息泄露，引起朝臣的不满，最后，崇祯帝不得不处决了陈新甲，从而错失了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大顺军攻占北京后，崇祯自缢，吴三桂投降清廷，联合清军击败了大顺军。而弘光朝廷却仍然未能及时察觉吴三桂的叛变，误以为吴三桂是在为恢复大明，举朝欢欣鼓舞，称其为功在社稷。然而，吴三桂早已向清廷投降，成为了清廷的忠实走狗。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清廷正是在此时借机占领了北方大片土地。清摄政王多尔衮的战略眼光使得他能够巧妙利用局势，利用吴三桂的降清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多尔衮不仅有效稳定了人心，还通过宽松的政策、招抚降将，使得清军几乎没有遭遇太大的抵抗。 在清军入关初期，面对大顺政权和南明政权的强大力量，清廷保持了谨慎，并未立即展开全面进攻。清廷通过收买汉族官员、安抚百姓，成功改变了自己在汉人心中的残暴形象。多尔衮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先通过与降臣的合作，再通过强硬的军事行动，一步步扩大清廷的影响力。 清廷成功进入中原后，始终谨慎行事，与南明政权并没有直接冲突，而是利用这一段短暂的和平期稳固自己的统治。相比之下，南明弘光朝内部腐败严重，党争不断，君臣之间缺乏统一的方向，导致政权迅速瓦解。 弘光朝廷虽然控制了南方半壁江山，兵力较多，但由于内部的党争和军事将领的互相争斗，使得国家的稳定性大大下降。与之相比，清廷通过分化、收买、招抚等手段，逐步稳固了自己的政权，并最终取得了对南明的胜利。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弘光朝廷的北上求和策略早已无法实现其理想，最后在清军的全面进攻下灭亡。清廷的成功，正是通过精心布局和战略实施，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完成了对南明政权的彻底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