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与隐，这两种文化元素一直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世界中交织，构成了他们的二元时空。在中国古代，每一个士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仕和隐的选择。何时应该出仕，何时应隐退，为什么要出仕，为什么又要隐退，甚至那些已经出仕的人为何想隐退，隐退的人又为何渴望出仕，这些问题充满了纠结与徘徊，早已深深刻入了士人的灵魂中。 仕的思想源自于儒家。孔子曾说：不仕无义，孟子也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意味着，出仕被视为士大夫的责任和义务。至于为什么要出仕，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忠君，即尊重君主的责任；二是行道，即推动道的实现，士人的理想在于通过仕途去实践和推动道德理想的实现。

然而，随着汉代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忠君思想开始被强化，并且到了宋元时期，忠君的概念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程朱理学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将君道即天道的观念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即便君主有错，士人仍然要忠诚于君主，并直言谏言。忠君思想成了士人的道德标准，忠诚和节操被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儒家的忠君观念虽在理想和现实中并无太大矛盾，但一旦国家发生动荡或政权更替时，忠君和士人理想便会发生冲突。 对于那些经历过亡国之痛的士人来说，是否忠于旧主，是否为新主效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思想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们常常会陷入仕与隐的纠结。宋元时期，许多士人如赵孟等，都在这种内心的冲突中深受煎熬。赵孟，作为宋室王孙，在诗中多次表达他渴望寻找明主，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又因身为亡国之子而常怀故国之情。在其诗作中，他一方面渴望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深知自己身为遗孤，必须为国家守节。赵孟在仕途选择上经过了长时间的犹疑与挣扎，最终仍无法避免将自己的人生与时代的命运相捆绑，承受了心灵上的巨大折磨。 和赵孟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张伯淳。他曾是南宋的进士，并为官清廉，广受百姓喜爱。入元后，张伯淳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但他始终保持着辞官的态度，宁愿保持节操，也不愿因名利而放弃自己的清高。张伯淳的困境与赵孟相似，都在于名节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是否出仕常常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他们一方面渴望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因为历史的变迁和个人的身份问题，常常感到进退两难。 最终，这些士人在面对仕与隐的选择时，常常表现出极大的犹豫和不安。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挣扎，无法摆脱文化、时代、个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拉扯。仕与隐，成了他们一生都无法完全解开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