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专制封建社会，人治是中央集权下大一统王朝正常运行的方式。以唐代顶层为例，其治国驭民的决策与其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是登鼎封建王朝文武治隆顶峰的大唐王朝也不免不了波动性的群乱和覆灭。

其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表现在决策者为其本身的经验和眼界所限制，即帝国顶层执政者经验的局限性，他们自身的学识、经历和由此而获得的经验，对于决策产生极大的影响。

唐穆宗曾问宰相崔植，唐太宗和玄宗治国卓有成效的原因是什么。崔植回答说：

“前代创业之君，多起自民间，知百姓之疾苦，初承丕业，皆能励精…玄宗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久遭艰危。开元初，得宋璟、姚崇，委之为政。”

宰相崔植认为，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能够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太宗和玄宗历经患难，对民间疾苦有较多的了解，有较多的实际社会经验，因而才能对唐王朝盛世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一点在唐代其他君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唐宣宗即位前久历艰难，天下大乱尽知人间疾苦。这反映出君主的经历、经验与中央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密切联系。

不过，唐代能亲身体会民间疾苦和有较实际社会经验的君主是极少有的。如唐德宗长于深宫之中，虽然在未登帝位前曾与郭子仪带兵平叛安史之乱，但时间较短暂，仅是挂个头衔，多在后方帐下保命，经验和阅历仍是不足，这是唐德宗继位后屡次错误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代君臣还已认识到，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不一定能正确决策，高层的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但又认为只要臣下直言极谏，君主从善如流，就能避免决策失误。

锻造大唐“元和中兴”的唐宪宗与宰相李绛的讨论就是这种认识的代表。李绛认为，有贤臣向君主进言，君主如果能采纳，那么这个政策大体不会出现问题。

如武则天时的宰相唐休璟，曾历任边境地区长官，史书说他“尤谙练边事，山川要害，皆能记之”。由于他具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也具有相应的才能，所以在处理西突厥内乱的事件中能正确决策，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再如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在江淮任地方官期间，对地方方镇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因此能在任相后作出较符合当时情况的决策。

唐代的著名贤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也无一不历任中央和地方的多种职务，具有较高的才能、丰富的社会经历和实际的从政经验，所以在中央决策集团中起到了重要关键的正面作用。

但反复看历史总结经验，即使是贤臣同样存在经验的局限性，因为他们在人治的制度体系下头上还顶着个皇帝，因此还要看上级的颜色。

有唐一代的贤相不少，但唯唯诺诺，尸位素餐的宰相和高级官僚也不在少数，基至作出错误决策的同样比比皆是。宰相是顶层政治核心决策的重要成员，宰相个人的才识、经验与利益倾向，对决策的结果影响很大。

但从另一方面，一些顶级聪明的唐朝皇帝看到了这个弊病，采取加强官员人才队伍培养的方法来抵消这个问题。因此，唐王朝非常注意通过科举制度和选官制度的运用，选按士大夫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较强的决策能力和较丰富的社会和从政经验的人物，进人各级机构，直至进入顶层政治集团。

但是，人治下认是会变的，意识是变的，因此制度也是变的。

随考唐代顶层核心集团权力角逐多元化趋势的发展，唐玄宗以后，宦官作为皇帝压制宰相的亲信成为顶层核心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这一选拔人才的制度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缺陷。

陈寅先生曾说：

唐代宦官多出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蛮夷地区。宦官出身低微，来自边远之地，本身缺少文化，加以年幼入宫，长时期与外部社会隔绝。因此，当他们中的少数人成为高级宦官，得以进入决策集团时，无论就文化水平与所接受的封建传统道德教育、个人的才识，还是社会经历与从政经验，均与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并有在地方和中央长期任职，对社会现实有一定了解的宰相和翰林学士有极大的差异。即使部分宦官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因生理和心理的不正常，以及大多出身贫寒，往往眼光短浅，贪恋财物，所以当宦官成为顶层的决策者时，所作出的制度文件往往带有短视的性质和更多的失误。

当然在唐代中后期，宦官经常奉皇帝之命出使各地，或者在各镇担任监军使，甚至于担任军队统帅。这些活动为宦官提供了取得从政经验和了解社会的机会，使他们之中某些人仍然能具有一定的决策能力和社会经历。所以，唐代中期以后进入顶层的大宦官，大多数能与宰相等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合作。

但其根本的缺陷仍然是无法弥补的，这种情况在相当的程度上抵消了唐朝通过科举制度、选官制度等一系列选拔统治集团人才的制度中获得的利益，而成为唐代中后期国家政策制定的致命伤。

最后再说说皇帝。宰相、宦官等等，其实大多是还是决策人物，而真正对政策拍板的还是皇帝。

这里英明如唐太宗、唐高宗之辈就不说了，说说在唐中央政权的决策过程中，频频盲目决策最终几近亡国的唐僖宗。

黄巢挟兵势打算投降朝廷，要求给予天平节度使官职。宰相郑畋认为黄巢势力强盛，难以消灭，应予接受其投降，但天平节度使治地近在山东，对朝廷威胁太大，准备授予他岭南节度使之职。郑畋之谋遭到另一宰相卢携的坚决反对，在宰相会议上争执不下。

僖宗不能判断是非，只好罢去两人宰相职务（逗不逗）。黄巢势力进一步发展，夺占江淮地区。负责统兵镇压黄巢的淮南节度使高骈拥兵无所作为，僖宗才想起郑畋的话，但已为时已晚。后来黄巢一路直河洛。

历史是不能追悔的，但却是可以借鉴的。现代唐代史学家们把造成唐王朝几乎覆亡的重大事件的原因，分别归结于以德宗、穆宗、僖宗等等为首昏招频出的顶层集团缺乏实际的盲目决策，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引起连锁反应，丧失民心，脱离实际，于是又导致下一轮更为严重的政策失误，使社会出现更大的动乱，朝廷陷入危亡。这种见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