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杀魏忠贤，对明朝有何影响？

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城内瞬间火光冲天。朱由检皇帝鸣钟召集百官，但无人响应。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为了避免重蹈靖康之耻的覆辙，他杀死了身边的嫔妃和公主。

然后，他来到煤山，看着身边唯一剩下的太监王承恩，他百感交集。在南宋灭亡时，尚有十万百姓跳海明志，而现在，只有一个人陪伴在他身边。

崇祯心如死灰，他戴上覆面，脱下龙袍，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在临死前保持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尊严，真是令人感动。

在崇祯皇帝面临困境的时候，太监曹化淳曾说：“如果魏忠贤还在，那么局势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个魏忠贤就是天启年间备受争议的大人物。

那么，为什么曹化淳会对这个奸臣有如此评价呢？原来，魏忠贤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曾经沉迷于赌博，甚至还欠下了大量的赌债。

尽管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赌博，甚至将他的妻子抵押出去。他的赌博生涯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成为一名太监，以期改变自己的命运。

进入皇宫后，他发挥了自己的泼皮本性，对太子宫太监王安大献殷勤，巴结皇长孙朱由校的奶妈客氏。最终，他成功地成为了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极大。

朱由校，这位皇帝似乎对木匠活更感兴趣，对于朝政却没什么热情。结果，皇帝的朱批之权落入了魏忠贤手中，他借此机会笼络朝臣，谋取私利。

此时，大多数自诩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都拜在东林党门下，他们对魏忠贤的所作所为是口诛笔伐，恨之入骨。然而，整个大明朝天下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瘟疫四起，天灾不断，国家财政拮据。

这让魏忠贤感到十分头疼，没有钱，他怎么贪钱呢？于是，他将手伸向了工商业和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恢复了万历末年被废除的工商税和海税，开始对富商们大肆横征暴敛，从而为国家财政减轻了负担。

事实上，魏忠贤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想贪点钱，却意外地解决了国家的大麻烦。在辽东地区连年征战的情况下，袁崇焕临危受命，为了抵御敌人的进攻，在关外构建了“关宁锦防线”，从宁远到锦州，几乎将所有的城池都进行了一轮翻新和加固，连带着武器装备也进行了更新。

如果不是这些钱，恐怕皇太极早就入关了。

魏忠贤的一些无意之举确实为大明续了一波国运，但这并不是在美化他。边关将领开始为他大肆修建生祠，因为他是他们的财神爷，而且朝中有人好办事，以此作为投名状，得到他的信任，事情也就好办了许多。

魏忠贤的不断打压下，东林党人被贬出京，留在朝堂之上的也处处受制，无力对抗他的阉党。这一时期的普通百姓日子好过了一点，朝廷没有因为连年征战向他们加税，李自成作为一名普通邮差，也能按时拿到工资，富商可能就惨了，因为大部分的税收都是从他们身上搜刮的。

无论如何，天启年间整个辽东局势，远远好于崇祯年间。1627年，朱由校驾崩，由于没有子嗣，其弟朱由检继位。

早年做信王之时，朱由检就知道魏忠贤擅窃国柄，盗用内帑，陷害忠良，而东林党人皆为爱国志士，于是登基之后，他不再像朱由校一样，放任魏忠贤胡作非为，开始清算阉党。

魏忠贤瞬间跌落谷底，先是被赶出京城，崇祯仍不解气，又逼其自杀。树倒猢狲散，其余阉党也得到了该有的惩罚，深受崇祯倚重的东林党人重新回到朝堂，一时间众正盈朝。

崇祯年轻气盛，却忘了皇帝的职责不仅是除恶务尽，更是要权衡各方利益。历朝历代，皇帝单枪匹马对抗文官集团无异于自寻死路，因此历代皇帝或重用能臣，或重用宦官，或挑拨朝臣内斗，以确保自身的统治。

崇祯铲除阉党，却发现自己孤身一人难以应对文官集团的压力。不久之后，他便尝到了东林党人的厉害。他们打着不与民争利的旗号，要求废除商业税，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集团。

因为东林党人的根基就在江浙地区，他们一直依赖富商提供资金供他们赶考做官。当官之后，他们又利用权力为这些商人谋取政治庇护，这就是真正的官商勾结。

崇祯深知取消商业税后，国家将更加困难，但他对此却无能为力。明朝的政治体制与以往不同，内阁首辅有权驳回皇帝的旨意，这就削弱了皇权，使崇祯无法控制文官集团。

崇祯时期，财政困境使得他不得不对商人取消征税，但国家的运行依旧需要资金，因此他下令对农民加征“三饷”，使得百姓生活更加艰难，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为了应对这些叛乱，崇祯不得不取消了一些国内的驿站，但这部分节省的钱却被层层贪污。面对内忧外患，东林党人却视而不见，只顾中饱私囊。

崇祯不得不节衣缩食，为前线筹集军费，但那些大臣却哭穷不愿多掏一分钱。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崇祯才意识到文人误国的深重，他痛心疾首地说：“诸臣误朕也，皆可杀。”

李自成也实践了他的诺言，进城后抄了那些文臣的家，得到了巨额的银两。魏忠贤虽然奸诈，但他确实为皇帝分忧，他不拘小节，只管拿钱就要办事；东林党道貌岸然，后来却只会争权夺势，不顾国家安危。

这段历史警示我们，文人误国之深，不可不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