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晚清第一名臣，张之洞当之无愧，他仕途坦荡，曾任职两广总督，光绪年间，他重视教育，兴办洋务。

不仅如此，张之洞还兴办棉纺厂、丝厂、制革厂等，主张实业救国，就是这样一个颇有成就的人，他的儿子居然成了著名的汉奸。

家教背景

张之洞一生当中孕育了十三个儿子，63岁喜得幼儿张仁蠡，就是这个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日后竟然成了臭名昭著、卖国求荣的汉奸。

张之洞身为一代名臣，对待下一代的管教也是恩威并施，管教有方。

其中有一个儿子顽劣异常，不爱读书，重视西学教育的张之洞就将他送到了日本的士官学校习武，还写了一篇《诫子书》流传于世，劝诫儿子不要因为身份地位而荒废学业，给家族丢脸。语言恳切，饱含望子成龙之意。

在小儿子张仁蠡九岁的时候，张之洞便去世了，俗话说“长兄如父”，哥哥张仁乐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带着他走上了这条汉奸之路。

张仁乐是张之洞的第五个儿子，少年时期成长于科举被废除的民国时期，毕业于青岛特别高等学校，之后前往日本留学。

日本的现代与发达冲击着张仁乐的内心，于是1920年回国后，张仁乐就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媚日分子。

1922年，他担任奉天省复县知事，1924年，又任直隶省定县知事，1925年，张仁乐成为了北洋直系军阀李景林手下的著名“金刚”，两人狼狈为奸，常常以“清理官财”为由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弄得百姓是怨声载道。

1926年李景林在天津失势，张仁乐便转身前往营口，后来又任税务局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仁乐直接投身日本关东军。

张仁乐后来又当上了满洲国政权的伪“外交大臣”，一时间似乎“风光无限”。

这样一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卖国贼会对张仁蠡产生这样的影响，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伪满洲政权的十几年，张仁乐就将张仁蠡带上了这条歪道。

汉奸生涯

张仁蠡毕业于北京大学，随后在私立大学教书，1935年，适逢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东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张仁蠡担任了民政厅长。

此后，张仁蠡开始了他的汉奸之路。

武汉沦陷之后，与张仁乐素有交情的特务机关长森冈皋就邀请张仁乐出任武汉特别市市长，一来也是借其父张之洞在湖广一带的名声便于接下来的管理。

张仁乐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担任新民会的副会长已然是勉强屈就，一个小小的武汉市长也更是入不了眼，于是张仁乐就顺水推舟，让弟弟张仁蠡担任武汉市市长。

担任市长期间，张仁蠡设置了警察局、财政局、税务局等伪政府机构，将汉奸卖国求荣的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他还将武汉江汉关钟楼调快一小时，以顺应东京时间，下午五点后更是全城戒严，违者格杀勿论。

张仁蠡似乎很享受这种当汉奸带来的“特权”，他还在武汉设立了各种亲日学校。

1940年，臭名昭著的汪精卫想将自己的势力安插到武汉，便极力排斥担任武汉市长的张仁蠡。

张仁蠡好像当了一个虚假的市长，在武汉难以施展拳脚，日本方面只是保留了他的市长位子，却不为他撑腰。

张仁蠡见日方依靠不住，索性直接献媚邀宠，投靠到汪精卫旗下。

一次，汪精卫要求张仁蠡设法求得武昌藏书家徐恕收藏的文廷式遗著，张仁蠡便借此机会，不惜大费周章购买来了原作版本，大力讨好汪精卫。

汪精卫见其办事可靠，对其青睐有加，还奖励他“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头衔，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张仁蠡靠着汪精卫，先后转任为天津特别市市长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张仁蠡和他的哥哥一样，当上大官傍上靠山之后就肆意挥霍，经常在管辖范围内借机到处敛财，在北平购置了多套住宅。

他对老百姓的苦难视若无睹，一心只呆在自己风花雪月的世界里纵情享乐。最终下场

日本投降后，张仁乐和张仁蠡两人被判处汉奸罪关押在北平的某处监狱内。

张仁乐靠着夫人龚安惠的人际关系行了方便，逃过了死罪，前往日本度过余生。

张仁乐能够保全自己已是勉强，自然也就无法保证张仁蠡的死活了，张仁蠡于1951年被判处死刑，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张仁蠡在武汉任伪政府市长时，为纪念父亲张之洞建立了一个祠堂，起名为“张公祠”。

抗战胜利后，武汉人一度以张仁蠡为耻，孙蔚如将军更是直接将“张公祠”改为“受降堂”。

张之洞老来得子，六十多岁才生下张仁蠡，而张之洞在七十出头的年纪便去世了。

由此看来，在孩子还处于重要的世界观形成之时，家庭教育缺失严重，没有好好地引导，最终才导致二人走上歪路。

除此之外，当时时局动荡，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际，若是意志不坚定，很容易因为侵略者一些蝇头小利而放弃国家大义。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饿殍遍地，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谁不想吃饱穿暖当上大官走捷径呢？

但是再怎么样，民族大义都该放在首位，当一个人背弃自己的国家，那他日后必定会为人所唾弃。

如果张之洞泉下有知，知道自己疼爱的儿子成为汉奸，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