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中书舍人在职掌上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制诰权为中心的各项职权进一步使职化。而中书舍人的具体执掌，《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中书舍人》都有明确记载。

其职责为：“参议表彰；草拟诏敕；制下署行；奏改制敕；受表状；册命；劳问；知制诰；判本省杂事；考课；察冤滞；六押；辅佐宰相。”

按照工作性质来划分的话，这些具体职责又可以分为两类，即政务和文书。今天，我们将对五代十国时期中书舍人的草拟诏敕、制下署行、受表状、知制诰、劳问、考课等职责及其使职进行讨论。

草拟诏敕是中书舍人自设立以后最基本的执掌。一般认为，在玄宗设置翰林学士之后，中书舍人的草诏权逐渐为翰林学士所分割，翰林学士掌管内制，草拟天子诏令。

中书舍人掌管外制，草拟宰相政令，也可能有二者共同掌典内外两制的情况。但是，至五代十国时期又有新的变化，即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共同掌典两制，不分内外。

五代时期，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共同草诏，不分内外。而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在五代时期都可以代天子立言，草拟诏书。且自肃宗以来，虽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掌内外，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并无太大区别。

后梁后唐时期，一改唐中期以来翰林学士掌内制，中书舍人掌外制的惯例，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两制互相补充，共同执掌天子与宰相的诏敕，不分内外。

后晋时期，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共掌诏敕的情况又有所改变。晋高祖天福三年因翰林学士李瀚醉酒轻薄，废除翰林学士制度。胡三省在该条下注曰“当是时，枢密直学士既罢，仅有翰林学士尚为亲近儒生，李瀚之酒失，罢之是也，因而罢翰林学士，非也。”

晋高祖既罢翰林学士，又废除枢密院，因此，中书省的权力在这一时期内有所恢复，中书舍人也重新掌握草诏权。复置翰林学士院之后，中书舍人又与翰林学士共同执掌诏敕的草拟。

后汉时期，由于中书舍人共有四员，且后汉高祖建号后，“拜苏逢吉谓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中剧务皆出自逢吉手”，以致“汉世尤无法度”，鉴此，后汉时期中书舍人的执掌暂且不论。

后周时期，周太祖一改前朝轻视文臣的作风，开始重用文臣，中书舍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重用，大多掌典内制。后周任用中书舍人掌典内制的契机是周世宗亲征之际。

总的来说，后周时期，皇帝的草诏权大都由中书舍人所掌握，中书舍人在后周时期虽然兼掌内外，但是草拟皇帝诏敕，即掌典内制是其主要的职责。

五代经历了由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分掌内外，到后晋天福三年至六年中书舍人一人独掌内外两制，后又与翰林学士分掌内外。高越为后唐元宗时任中书舍人，元宗时为元宗草拟诏书，并且由高越草拟的诏书数量不少，因此，元宗“以高越为称职，不徙官者累年。”

高越为元宗草拟诏书，是南唐时期中书舍人负责草拟内制的例证。由上可以看出，南唐时期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交替、相互补充，既可草拟内制，又可以草拟外制。

除草拟诏敕之外，中书舍人还需要负责“册命大臣，则使持节读册命；将帅有功及大宾客，则劳问”，唐代，出使劳问一般由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负责。

五代时期，中书舍人奉使劳问、持节宣读册命的情况仅见于《江南别录》，而且是南唐对于后周时期中书舍人卢多逊出使南唐的相关记载。“天朝使中书舍人卢多逊来聘，南伐之谋，兆于此矣。”

可以看出，五代时期中书舍人相关的记载比较少，这并不意味着中书舍人不再有奉表出使的职责。而十国时期由于各个政权之间的联系较多，中书舍人奉表出使的记载较多。

考课是中国古代对官吏进行定期考核的一种制度，初见于周。自汉至清，都设有专门机构和具体人员负责典掌官员的考课。

唐代，考课每年举行一次，由考功员外郎和郎中具体负责，又设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员，监督考功员外郎和郎中的考课事宜，是为监考使。

五代时期，这一情况有所变化。自唐末以来，虽然有此旧例，但是并未具体施行。因此，卢文纪上疏后唐明宗，奏请应当按照旧例，设置监考使，负责官员的具体考课。

该奏疏中只提到应当在中书门下的清望官中选取两员，并未明确是否为中书舍人，而五代时期并没有中书舍人负责具体考课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断，中书舍人监督考课的职权，在五代时期已经并非其固定执，开始使职化。

除上述政务性较强的工作之外，中书舍人还负责部分文翰性较强的工作。以下对中书舍人知贡举、充史馆修撰以及学士等职责进行讨论。

“唐代，贡举相关事宜一般由礼部和吏部负责。”五代十国沿袭唐制，但是负责贡举的官员有所变化，以中书舍人知贡举则是其中一种。

五代时期中书舍人知贡举的情况较为稳定。后梁时期，知贡举的中书舍人仅有一员，至后唐、后晋、后周，知贡举的中书舍人都有两员。此外，后梁中书舍人知贡举时间为一年，后唐为三年，后晋、后周均为三年，因此，后晋、后周时期中书舍人知贡举时间大于后梁、后唐。

此外，中书舍人学识素养及自身道德修养较高，因此，在知贡举时也大都能秉公执事，当然也有中书舍人在知贡举之时由于自身原因，导致漏记举子姓名或者作弊的情况。

“十国时期知贡举者，多差遣吏部侍郎、翰林学士以及中书舍人为之，未见有礼部知贡举者。”中书舍人知贡举者仅见徐锴、张佖二人。

中书舍人主持复试的记载仅有一次，即后主乾德二年九月命令徐铉复试舒骓等五人。这说明十国时期，中书舍人知贡举和复试的情况大致与五代一致。

受“借古鉴今”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史籍的修撰。五代自不例外。由于中书舍人多选善文辞者，因此，中书舍人经常会被委任参与史籍的修撰。

五代十国时期中书舍人参与修史的例子较多。后唐末帝朝中书舍人张昭远曾以中书舍人兼任史馆修撰，此外，又有后晋高祖时期中书舍人王易简，曾充史馆修撰，并判馆事。

除修史之外，由于中书舍人熟谙各项典章制度，因此，中书舍人还经常参与修订制度、删定格令。“梁开平三年十月，敕太常卿李燕，御史司宪萧顷、中书舍人张衮，尚书户部侍郎崔沂、大理寺卿王鄯、尚书刑部郎中崔诰、共删定律令格式。”

中书舍人辞藻温丽，因此撰碑也是中书舍人的职责之一。然而，有关中书舍人撰碑的相关职责，鲜为人所提及。事实上，自唐代以来，皇帝有时便会派遣中书舍人撰碑，五代因之。

虽然在五代十国时期，中书舍人奉皇帝敕撰写碑刻的记载并不多，但是从皇帝直接诏命中书舍人撰文这一点来看，中书舍人仍然有撰写碑刻的职责。

综上所述，五代十国时期，中书舍人的具体执掌相对唐代而言有所变化。首先，自玄宗设翰林学士以来，中书舍人的草诏权一分为二，翰林学士草拟内制，中书舍人草拟外制。

而这一情况至五代又有所变化，后梁后唐时期，中书舍人于翰林学士共同掌典两制，不分内外，后晋时期，由于晋高祖先后废除枢密直学士和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内，中书省职权有所恢复，中书舍人草拟权也相应有所恢复。

至晋少帝复置翰林学士院之后，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共同执掌皇帝与宰相诏敕的草拟。后周时期，中书舍人又得到重用。

唐一代，考课和察冤是为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设中书舍人与给事中负责监督内外官员的考课，而唐末五代以来，中书舍人与给事中负责考课的制度并未严格施行。

至后唐明宗时期，敕中书门下任清望官两员负责监督考课，并不一定选任中书舍人为之，由此来看，中书舍人考课的职权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开始使职化。

五代十国时期中书舍人察冤的记载暂时并没有发现，中书舍人察冤仅见于唐代一朝，五代十国以及宋，都并不占主流。据此可以推断，中书舍人察冤的职能在五代时期也开始逐渐为使职代替。

最后需要谈及的是五代十国中书舍人负责的一些政务性不强的职责，这些职责包括知贡举、修史、修订制度以及撰碑。其中修史与修订制度与唐代相比无异。

唐代自开元二十五年以来，以中书舍人或四品以上清望官知贡举，但是五代十国却打破了该限制，开始以主客郎中等四品以下的官员知贡举。

这是五代十国与唐代的不同之处，也是为五代的创新。此外，唐代以来，中书舍人撰碑这一职责鲜为人所提及，五代继承唐代的这一旧例，中书舍人仍然时常奉敕撰写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