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为发动高平陵之变,司马懿的布局可谓滴水不漏
高平陵之变关系到司马氏家族的生死存亡,成功则司马氏倾覆魏朝,化家为国,失败则祸及满门,遭倾宗灭族之灾。故早在政变之前,司马懿就殚精竭虑,精心谋划。为了保密,司马懿慎之又慎,只与其子于密室中相商政变之事。
早些时候,司马懿已称疾不与政事,因此他要获得朝廷信息,掌握曹爽的一举一动,必须依靠司马师和司马昭。特别是司马昭,此时任散骑常侍,在魏主曹芳身边应对顾问,对宫廷和朝廷动态可谓了如指掌,实际上成了司马懿安排布置在皇帝和曹爽身边的眼线。
总之,司马师、司马昭二人是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左膀右臂,二人皆参与诛灭曹爽的密谋。只是由于司马昭年幼,政变一事,又事关司马氏家族的生死存亡,司马懿为慎重起见,对发动政变的确切时间,始终保密,一直要到政变“将发夕乃告之”。
要取得政变的成功,首先是要掌握枪杆子,即司马懿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司马懿虽然出将入相,戎马一生,但其长期担任的是曹魏雍凉地区,即关陇军队的主帅。司马懿身在洛阳,若无皇帝的诏旨是无权将关陇部队调往京师的,何况此时关陇军的主帅乃是曹爽集团的重要成员———征西将军夏侯玄。
司马懿要诛锄曹爽,只能在司马师出任中护军、进入禁军系统之后,才拥有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但是由于曹爽废中垒、中坚营的釜底抽薪之举,使得司马师所能掌握的力量十分有限。
由于司马师所能控制的兵力不多,所以早在政变之前,司马懿就预作准备,命司马师暗中培养一支私人武装力量———死士。据《晋书·景帝纪》
记载:“初,帝(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
何谓死士?死士的解释是:为主子而献出生命的勇士,他们是士族豪强所豢养一种特殊门人,死士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大多数死士都是临时招募的,如何训练死士,如今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那么为何“死士”会心甘情愿替主子卖命呢?因为“忠义”是古代的契约精神,也是死士的职业操守,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主子,死士可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但不可以对主子不忠诚,必要时死士会舍弃性命保护主子。
除了三千死士之外,司马师还能指挥一部分禁军。如五校营有二、三千人,以及司马懿太傅府及尚书令司马孚府中的千余家兵等,估计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总兵力有七千人左右。除了训练士卒之外,司马师还培养了自己的亲信部将。尽管受到曹爽的种种防范和掣肘,司马师任中护军之后,就获得了选举武官的权力。
此外,司马师对于武官的选举十分重视,他极力对禁军加以训练和整顿。由于司马师重视对武官的培养,故司马师所统率的禁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虽然司马懿发动政变时,所能动用的军事力量有限,与曹爽兄弟相比,其兵力严重不足,但三千死士加上训练有素的禁军和家兵,仍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
人手问题暂时解决,下一个问题又扑面而来,由于洛阳城军事要地颇多,而司马懿兵力有限,所以他不可能步步为营,只能将兵力分散开来,占领所有的要害之处。凭借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经验,司马懿有选择地迅速占领京师洛阳最关键的几处战略要地。
为了夺取这些战略要地,司马懿调动了其所能利用的一切资源。毫无疑问,在关系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政变中,司马懿最能信任的当然是自己儿子与胞弟。司马懿命长子司马师、胞弟司马孚控制司马门;次子司马昭率兵“宿卫”二宫。
等到曹芳、曹爽大军一出城,
司马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永宁宫后,他随即进永宁宫面见郭太后,向她面历数曹爽的种种罪行,紧接着司马懿就要剥夺曹爽的兵权,让他“以侯就第”。司马懿准备对曹爽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获得了郭太后的“同意”和批准。
虽然郭太后原本就与曹爽不睦,曹芳亦非其亲生,但司马懿发动兵变,事关曹魏天下之安危,她不可能没有丝毫察觉。但在司马懿父子带兵入宫的高压下,作为一个生活在深宫之内,并无多少政治见识的妇人,她自然别无选择,只能屈从。
司马懿兵变时,首先挟制郭太后,实为高明之举。这样一来,司马懿在与曹爽的斗争中,至少在政治上就不落下风,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天子在曹爽掌控之下,曹爽如纳大司农桓范之策,即可用天子的名义声讨司马懿。
司马懿预判到这一情况的出现,及时掌控郭太后,即可化被动为主动。一旦曹芳站在曹爽这一边,司马懿即可以太后名义与之抗衡。太后为天子之母,以母训子,名正言顺。果不其然,司马懿在对付曹爽的诸多行动中,都以郭太后诏敕发号施令。
最后成败关键的一步来了,司马懿要在未奉诏旨的情况下强行夺取武库,其性质类似于巫蛊事件中矫诏的卫太子。只不过卫太子刘据的对手是其雄才大略的父亲汉武帝,所以他最终失败了,而司马懿的对手是才具平庸的曹爽,所以他成功了。
为何司马懿把攻占武库看成是其政变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呢?这是因为司马懿手中虽掌握数千兵力,但军械武器严重不足。司马师虽豢养死士三千,但三千死士手中均无得心应手的兵器。洛阳武库中的兵器都是朝廷集中天下的能工巧匠进行制作,十分精良,一旦据为己有,就可大大增强政变将士的战斗力。
司马懿虽常年带兵征战,但也绝不能私藏大量兵器,因为汉家制度规定
“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在讵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
所以司马懿要把司马师暗中召募的三千死士全副武装起来绝非易事。他只有在迅速攻占武库之后,才能武装那些参与政变的死士。
不仅司马懿掌控的军队需要武库中的兵器,即使曹爽指挥的部队也要倚恃武库。魏晋南朝的禁卫军,非战争时期,都将辎重、车马、兵仗,以及扎营、攻城等笨重的大器械放在武库中。平时巡哨、守卫宫廷时,禁军将士只携带轻型的武器,如刀枪剑戟等。
史料记载当时70岁高龄的司马懿,冒着可能中箭的危险身先士卒,可以想见当时城内已经是危机四伏,鹿死谁手还尚且不知。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懿智慧的过人之处,因为时机稍纵即逝,司马懿必须利用曹爽府中将士举棋不定的时候,率兵突袭一举攻占武库。
攻占武库,不仅可以武装自己的三千死士,还断绝了曹爽禁军的武器来源,而且可以瓦解驻扎在城外高平陵曹爽所率卫队的士气和抵抗意志。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司马懿弃曹爽府邸不顾,迅速攻占武库,是极为高明的一着妙棋。
高平陵之变成功的必然性
诛灭曹爽集团是曹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司马氏控制了魏朝中枢机构,曹魏的军政大权已基本上落到了司马氏手中,由此开启了亡魏成晋的历史进程。需要考量的是司马懿为何能诛灭曹爽?他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是司马懿靠智力,还是图侥幸?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
宋人叶适曰:司马懿“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劫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
叶氏认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是“披猖妄作”,“自取族灭”,取胜为异事,即有运气的成分。我以为叶氏完全低估了司马懿的智慧和能力。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虽似乎冒一定的风险,但实质上他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对此,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司马懿发动此次政变,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密谋已久。他为了能使政变成功,事前作了全面的规划,精心的准备。
例如他长期装病,麻痹对手;命长子司马师畜养死士三千,以次子司马昭为散骑常侍,刺探宫中及曹爽府第之事;又暗中联络曹魏元老重臣蒋济、高柔、王观、孙礼、卢毓等人以为佐助。而曹爽却完全被蒙在鼓里,尽管他也派心腹李胜前往试探,但区区李胜岂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的对手。经过司马懿一番油尽灯枯的表演,曹爽等人已完全坠入司马懿设下的圈套,不再对他设防,两人孰胜孰败,岂不一目了然。
经过数十年政坛、军事的历练,司马懿已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而曹爽虽然因历史的机遇,成为执政的首辅、大将军,但本质上仍是一个纨绔膏粱子弟,正如同桓范对曹爽、曹羲所言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对曹氏兄弟“犊耳”
的评价,不仅是桓范的看法,也是诸多时人的看法即曹爽和司马懿二人的文韬武略和聪明才智相去实在太远。尽管曹爽费尽心机,利用自己掌控中枢的权力和条件,架空司马懿,但司马懿的谋略远高于曹爽,所以,其战胜曹爽是必然的。
一些人认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兵力严重不足,只能占领洛阳城中几个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其取胜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然而,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曹爽身边也没有多少军队,而只有少量的护卫及祭扫高平陵的仪仗队。
当时曹爽真正能调动的只有京师禁军,问题是他们兄弟三人没带禁军就出城了啊。司马懿派司徒高柔和太仆王观分别占领了曹爽大将军营和曹羲的中领军营,禁军已全部倒戈,为司马懿所控制了。
曹爽身边不仅没有像样的军队,甚至连士卒手中称手的兵器及御寒的营帐和食品也没有,完全处于饥寒困境之中。
《魏末传》记载:“宣王语弟司马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帐幔,太官食具诣行在所。
以司马懿聪明神武及用兵之谋略,消灭曹爽这支毫无战斗力的护卫部队及扫陵的仪仗队可谓是易如反掌。然而,司马懿智深虑远,考虑到曹爽身边毕竟有皇帝曹芳在侧,所谓投鼠忌器,诛灭曹爽容易,不惊动天子则难。若稍有不慎,则极易授人以柄,反过来,还会形成司马懿谋逆的局面。所以司马懿先让太尉蒋济写书信给曹爽,后派陈泰、尹大目、许允等人诱劝曹爽放弃权力,其目的就是让曹爽主动归降,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
亦有学者痛心疾首提出曹爽若采纳智囊桓范的建议,其与司马懿之间孰胜孰负尚难以逆料的看法。笔者认为,一般而言,对未发生的历史不能假设。若一定要假设,对这个问题,也需要认真分析。曹爽若到许昌,果真能与司马懿抗衡吗?
从军事上来看,曹爽的军事才能与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判若云泥,无法以道里计。司马懿精通兵法,其速擒孟达,智斗诸葛,平定辽东,南征孙吴,数十年来,战功赫赫。特别是到了晚年,司马懿的军事谋略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可以称得上是料敌制胜,算无遗策,已成为曹魏开国之后最杰出的军事家。
与司马懿同时代的智谋之士无不钦佩司马懿的军事才能,连吴主孙权都云:“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反观曹爽,其一生唯一的一次用兵,就是率十万大军征伐蜀汉,结果被手中不足三万军卒的蜀将王平击败,若非参军杨伟及司马昭等人极力劝其撤军,必将全军覆没。
从政治上来看,曹爽虽然手中握有少帝曹芳这张牌,按桓范意图,曹爽兄弟可“以天子诣许昌,征四方以自辅。即以天子之令调动地方军镇势力来讨伐司马懿。但从高平陵之变的结果来看,地方军镇在这次事件中反应十分平静,没有任何异动。
实际上,司马懿在地方上的潜在力量也十分强大。司马懿一生中多次出守方镇,太和元年(227),司马懿以骠骑将军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屯驻宛县。擒斩孟达就是司马懿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战绩。
曹真死后,司马懿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全面接手负责对蜀汉作战。司马懿在关陇根基深厚,关陇诸将领如郭淮等均为其旧部,尽管曹爽为削弱司马懿在关中的影响作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大。诸葛亮死后,魏蜀边境的重大威胁解除,司马懿回到洛阳。不久,辽东发生公孙渊叛乱,司马懿以太尉之尊统率诸军,远征辽东,沿路的并、冀、幽州都受其节制。
虽然司马懿在淮南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其时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拥有重兵,专制淮南。此人忠于曹魏,对司马懿颇多不满,但王凌志大才疏,亦非司马懿的对手。王凌于嘉平三年(251)在淮南欲起兵反叛,司马懿其时虽然已身染重病,但仍然很快将王凌叛乱扑灭于萌芽之中。可见,即使王凌在高平陵事件中帮助曹爽对抗司马懿,也无济于事,最多仅能使曹爽苟延一段时间罢了。
众所周知,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智囊”桓范出逃之后,其所献之策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要曹爽利用掌控天子的有利条件,“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来对付司马懿。
然而,司马懿手中也有一张王牌,即他在控制了二宫之后,就能挟制郭太后。即便曹爽居高临下,以天子诏敕来征讨司马懿,司马懿也并不畏惧,因为只要将郭太后操纵于手,司马懿在政治上就不落下风,就不会丧失主动权。在“以孝治天下”的汉魏时代,郭太后的权威甚至大于皇帝曹芳。
可见,从封建道德法理上来看,作为天子之母的太后是有资格废立皇帝的。所以,如果曹爽纳桓范之策,
“奉天子幸许昌,移檄征天下兵”
,司马懿亦可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即以太后令旨斥责曹芳。而事实上,司马懿已以太后之令,声讨曹爽罪行,并罢免曹爽兵权。
虽然曹爽与司马懿可以各自挟持天子与太后,但最后的胜负还是要凭军事实力与政治智慧的较量。司马懿控制洛阳并占领曹爽兄弟军营之后,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曹爽、曹羲的营中将士迅速倒戈。
此外,当时禁军将士已经打开武库,执戈待命,准备讨伐曹爽。以身经百战,用兵如神的司马懿统率精锐的禁军和数千死士征讨亡命许昌的庸才曹爽,取胜应该是易如反掌。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当桓范苦口婆心地劝曹爽奉天子至许昌,招外兵反击司马懿时,为何曹爽就是不从,最后竟作出做富家翁的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曹爽愚蠢至极,蠢不可言。
但其实曹爽也有说不出的苦。因为曹爽兄弟及其身边将士的眷属全都在洛阳城中,换而言之,这些人的眷属已都作为人质掌控在司马懿手中。从常理来推断,若眷属控制于敌手,士卒就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比如说,正元二年(255)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叛乱,司马师问计于王肃,王肃说
:“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於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
司马师采用王肃的计策,控制淮南军士的父母妻子,从而迅速击败了毌丘俭和文钦,平定了叛乱。
由于司马懿发动政变十分突然,完全在仓卒之间,所以曹爽所部将士的眷属皆困于洛阳城中,这很可能成了包括曹爽在内所有人最大的心理负担。即使他们不为自身考虑,与司马懿决一死战,但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父母妻儿的生死安危。
因为一旦追随曹爽,极有可能被朝廷按上“附逆”的罪名,家属遭受株连。估计此时,除桓范之外,曹爽部下已很少有人甘愿灭九族的危险来与司马懿抗衡了。在曹爽兄弟之中,仅曹羲的头脑较为清醒,然而,当桓范苦谏其兄曹爽之时,曹羲竟然默不作声,一言不发,可见他也觉得桓范此计不可行。何况,司马懿此时已作出郑重承诺,“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
平陵之变是曹魏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司马懿因这次政变,剪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自此,司马氏已基本上控制了曹魏朝政,并开始逐步消灭支持曹氏的地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