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社会群体在某一社会中的作用，往往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从秦汉吏员的积极作用和秦汉的胥吏之害两个角度，分析吏员在秦汉社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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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行政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吏员在秦汉社会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体现于他们在行政体系中的作用。如前所述，吏员在秦汉行政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这与他们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秦时，吏员群体往往起于军功，受到国家的特别重视，加之“以吏为师”的统治政策，使得为吏之人在行政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行政效率上，正是因为有了体系完备的吏员制度，各级机构中的吏员各司其职，共同辅佐官员完成相应的职事，从而提升了机构的办事效率，使得国家律令通够通达各地，也使得各级机构承担的民政、行政等事务得以有效解决。

从里耶秦简看，迁陵县虽地处偏僻，且本为楚国之地，并入秦之后，其法令、法度、户籍乃至文字等，都统一于国家一体化的行政体系之中，这与秦高效率的法令制度有关，也与分曹理事的吏员群体的高效率工作分不开。

里耶秦简中有关秦代基层社会吏员数量及职事方面的记载说明，秦代县、乡、里的行政运作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相对于迁陵县乡规模与户数，该县吏员人数的规模已较可观，但政府官员仍嫌吏员人数不够用，称“吏少，不足以给事”。

这一方面或许与秦代国家的管理方式有关气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吏员在行政体系中的确具有较重要的作用。从睡虎地秦简看，吏员需要遵循的法令制度是较为完备的，他们的行政行为也有明确的政策指导，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促进他们的办事效率。

秦时，吏员群体在政治领域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其指导思想的完备上。秦代国家要求为吏者应当廉洁正直，公私分明，赏罚得当，对上要忠于国家政府，对同僚要恭敬礼让，对待政务要谨慎得当。等等此类的要求，都是为了锻造出一支高效率的官吏队伍，也是为了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从中，也可以看出，至少在统治理念上秦代国家的统治思想具有一定的理性精幕，以此要求吏员，势必能提升吏员在行政领域的积极作用。

秦时，吏员在行政体系中的积极作用还与国家对吏员的有效管理及其统治思想有一定关联。秦朝实施严格的一体化统治理念，无论是中央机构的吏员，还是郡县体系中的吏员，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体现君主权威的行政力量，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力来自行政体系本身，而非某一社会势力，这一点有效保障了吏员在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秦朝实施的法家化的统治思想，也是确保吏员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指导思想。

西汉前期，承袭了秦的诸多制度，吏员制度也接近秦代，因此，吏员在行政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与秦代也有相近之处。

汉初，天下初定，国家行政机构的配置与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有效性之间有较大差距，汉初政府通过分封诸侯等形式试图稳定天下大局，而用吏员群体来辅助各级官员，尤其是郡、县（道）一级的官员，使他们在当地人为主的吏员帮助下恢复地方秩序，则是更为直接、有效的一种行政措施，对于汉政府有效控制大乱初平的天下局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汉初，统治者奉行“吏多军功”的统治法则，那些授予民爵的庶民，因父辈军功而任为郎吏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国家赖以形成新的统治基础的一个组成，也是构成吏员的主体，他们一方面拥有较丰富的基层经历，另一方面也接受过战争的洗礼。

总体上具有较强的执事能力，在任选官吏制度尚处在创制，国家局势不太稳定之时，配合各级官员稳定了各地的局势，以较高的办事效率推行、传播了国家法令，既体现了吏员群体的办事效率，又反映出他们在当时行政体系中颇为重要的作用。

西汉中期以来，吏员群体的来源与地位总体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通过察举、征召及学校培养等形式提拔吏员的办法逐步成为主流，军功为吏的情况有所减弱；吏员的禄秩逐步降低，最终在东汉初形成二百石为官与吏界限的制度体系等，但是，吏员在各级机构中的作用和往常一样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究其原因，与吏员在汉代行政体系中发挥着的积极作用分不开。具体来说，西汉中期以来，吏员的来源方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影响吏员在行政体系中的作用，相反，对其作用有着积极推进的效果。

汉初，使用有军功的人，有利于解决退伍军士的出路问题，也可以通过赏赐军功体现国家重视立有军功人员的优惠政策，随着汉政权的稳定和制度体系的建设，到了西汉中期，持续奖励军功的制度基础逐步减退，而如何把更多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吸纳到这一队伍中来，既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谋得出路，又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成为当时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通过考试制度或学校培养等办法选用吏员，更能体现政府在人才选用方面的公平性。

因此，吏员选用制度的变化没有影响到这一群体在行政体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吏员的禄秩关系到他们的待遇，因此，理论上讲，吏员的禄秩越高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不过，随着汉代行政制度的完善，官员与吏员界限进一步明确，吏员过高的禄秩一方面妨碍了官员群体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吏员凭借较高的禄秩，不受管束，反而影响到其在行政体系中发挥的正常作用，因此，降低吏员禄秩，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一群体，使他们能够安分守己。

长官一般通过吏员了解地方社会状况及风土民情方面的信息，“掾部渠有其人”，对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意义重大。东汉时，一些吏员能够积极配合长吏工作，为政府提高办理效率发挥积极作用。

（二）在社会稳定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般来说，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建设一个稳定有挥的社会秩序，这一社会秩序的建构则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一些社会群体在这方面往往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秦汉时期，吏员群体在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既属于社会秩序建构的范畴，也属于社会群体参与社会控制的范畴。

尽管秦汉时期是我国君主专制官僚社会的初创期，但是，秦汉国家在社会控制方面进行的制度建设、模式探析等，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之后的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吏员群体来说，国家对他们本身进行的管理，就属于社会控制范畴。

这种控制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效控制吏员群体，比如，在经济领域，政府往往会通过经济管理本身对官吏做出相关规定，使他们的行为符合君主专权的需要，同时也能满足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

正是在这种有效的社会控制之下，吏员群体才能在稳定社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秦汉国家各级政府任用大量吏员，实际上是在解决一部分庶民的就业问题，是为他们谋出路。秦及西汉前期，为国家立有军功的人数较多，军士退役后存在如何论功行赏和解决出路的问题，把他们当中的优秀人才选用为吏员，既笼络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也为各级机构谋得了办理具体事务的优秀人才，可谓一举两得。

西汉中期以来，通过各种途径选拔吏员，很大程度上是为儒生等知识群体谋出路，也有解决社会群体就业问题，为他们谋求出路的积极意义。总之，吏员群体本身就是国家控制与社会管理的对象，行之有效的提拔、管理、使用制度，本身就是稳定社会的一项有效措施，也为这一群体在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力度较战国时期有较大发展，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相关制度，提高了控制的效率和效果。有了法令制度，就需要有人去执行它，而吏员群体就是去执行律令、稳定社会的重要社会力量。

如前所述，吏员群体界于官员与庶民之间，是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人员流动得以实现的“中间地带"，这样的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可以更好地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法令制度的实施群体主要是官僚群体，但具体的执事者则是吏员，具体地实施社会控制的人员一般也是吏员。

拿汉初来说，当时的社会形势十分复杂，中央与诸侯的关系问题，外戚势力坐大的问题，奴隶逃亡的问题，乡里豪民的有效控制问题等，都需要当时的汉政权拿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去解决问题。就基层社会控制来说，当时的统治者试图用国家授田制来分配土地、田宅等社会资源，把人口有效控制起来，同时利用吏员群体来控制乡里社会。

从这一时期开始，乡里社会控制的实施大概有两个系统，一是乡三老、里父老的“非吏比者”系统，二是吏员系统，乡里组织的建设和社会控制的实施者吏员，是国家有效管理、控制乡里的基础和依赖。

在郡、县（道）行政体系中，吏员群体可以帮助各级长官处理各类事务，从而有效地实施社会控制，在郡、国并立的现实政治形势面前壮大中央政府设置的郡的行政力量，使郡、县（道）行政体系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强化君主专权的核心力量。在中央各级机构中，吏员的作用也在于处理各类杂事，使行政体系正常运作起来，从而使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时局面前，获得来自基层社会政治势力的有效支撑。

西汉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吏员在社会控制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在推进。在乡里社会，当时的吏员一般要通过“乡举里选”得以提拔，乡里人物也可以多层次地进入各级官僚系统，以充当社会控制的排头兵。

一方面，国家规定，贫困者不得担任吏员，把社会控制的主体和被控制的主体用制度律令的方式加以区分，另一方面，针对乡里豪民有可能控制“乡举里选”，使国家不能有效控制这一群体的现象，通过改革吏员选拔方式等手段，以提高吏治建设水平，试图以此来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尽管社会控制的效果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历史事实也证明西汉末年、东汉中后期，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效果相比较弱，但至少吏员选拔、管理方面的作法也有可取之处。

针对西汉前期疲敝的社会生产、诸侯国坐大、匈奴侵边等问题，汉武帝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大一统”，解决了上述问题，这为昭、宣时期的吏治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使这一时期的帝王在吏治建设方面有所建树，就吏员制度方面来说，一些改革措施既改善了人才素质，也达到了有效控制的目标。

当然，国家层面的社会控制效果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社会控制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仅凭吏员群体是无法做到有效控制的。

总之，吏员在秦汉社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总体上，吏员的作用在于提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优化各级机构的行政运作方式，从而使得当时的官僚制度得到了完善。因此，吏员作为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主要在于此。

此外，从社会控制角度看，国家任用大批吏员的作法本身是有效控制一部分吏民的举措，而他们无论在中央至郡、县（道）机构，还是在乡里社会，都是政府有效进行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的重要力量，而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无论古今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从这个角度讲，吏员对当时的社会的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