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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秦法的严苛残酷为世人所争论，大部分人的观点也认为秦朝的猝然而亡，其中一部分应当归咎于秦法的暴虐残忍。

更有甚者，还会将商鞅同他的著作《商君书》一起批判，将商鞅的治国思想归结为封建专制的根源。

评价任何的历史人物，我们都应该放下现代人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观，才能公正客观地探索人物真实的一面。

商鞅的负面评价

如《东坡志林》中所记载：“

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

”。

不仅如此，甚至将商鞅比作苍蝇和污秽，对于商鞅的愤怒溢于言表。

苏轼认为，商鞅用严苛的法律将人民推向统治者的对立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要想理解苏轼对商鞅这样评价的原因，应当先知道商鞅变法的本质。

商鞅的观点指出人民不掌握知识，也不去创造知识，保持顺从才能利于统治。

商鞅这种将“愚民”和“强国”相关联起来的思想，贯彻在了他的变法之中。

时局动荡，三家分晋，魏国迎来了自己的强势时期。

魏国经历了李悝变法，国家得到了长远且充足的发展，使其成为战国之首。

魏武侯魏击任用“兵家亚圣”吴起，攻下了秦国的河西之地。

在魏国的打压下，秦国只能依靠函谷关之险勉强支撑。

在这个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吗，秦孝公即位。

秦孝公想要在短期之内就实现秦国的强盛，而商鞅要在秦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促使他不得不制定更为激进的方案来引起秦孝公的注意。

首先便是严刑峻法：

在路上随意捡起别人掉落的东西，处刖刑；

男子重婚，处斩首；

公开肆意的讨论国家法令的，处斩首；

盗窃数额巨大的，处斩首。

这种轻罪重罚的政策虽然可以降低人民去触犯法律的可能，但是这也导致了犯大罪者有恃无恐。

如陈胜吴广起义，秦朝改朝换代的重要事件。

随后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席卷全国，各个郡县的人民都无法忍受这种严苛的刑罚。

秦朝的人民视秦朝的官员如同洪水猛兽，不是要吃人，就是喊打喊杀。

这种尖锐的官民对峙，基本上可以归咎为商鞅的变法所引起的负面作用。

这与苏轼的主张相违背，苏轼所信奉的是千百年来的儒学正统，信奉的是儒家仁政学说，其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之上，他主张罪与刑应当轻重相当，培养人民道德之风才是正途。

苏轼也曾直谏宋神宗表明新法的利害观点：“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

商鞅的变法禁止农民接触外来的事物，将农民绑定在秦国的战争车轮之上。

商鞅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他的政治思想上，他对爵位继承的制度表示抗议，甚至建议摒弃传统继承形式，启用军功爵制，这有可能破坏传统制度，也有可能破坏国家的统治力量。

苏轼对此可谓深恶痛绝。

商鞅的变法虽然可以很快的让国家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

但礼崩乐坏，人人只遵照国家的意志行事，不顾及人民的感受。这会导致民众越来越不理解，以至于心怀怨怼。

商鞅向上触动了上层贵族的既得利益，对下实行恐怖统治难得民心，得不到底层百姓的拥戴。

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所有的势力所排挤，因此，他的终局皆是他咎由自取。

商鞅的正面评价

万事都有其两面性，虽然商鞅奉行的愚民政策让百姓怨声载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鞅的变法是具有创造性的。

商鞅的诸多评价者的正面典型，莫过于中国现代作家兼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评价商鞅是更“重实际”的政治家。

商鞅变法本质上是一次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使秦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力日益强盛，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郭沫若先生对商鞅的评价如此之高，离不开他对于“法”的理解。

他站在战国时代的背景之下，旧的礼制传统已经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就应当用严刑苛法替代它。

乱世用重典，重病下猛药。

正如郭沫若论春秋时所说：“时代不同了，礼必须下来了，刑必须上去，这是一种新秩序。”

商鞅此时颁布的严苛法令，的的确确地肃清了基层的治安环境。

连一向憎恶法家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公正地写道：“变法之后，人民大悦，乡邑大治，山无盗贼，路不拾遗。”

郭沫若清楚地知道“法”与“礼”之间的关系，在必要的时候行必要的事，变法图强就是这个时代必要的事。

根据时世的变化改变治理国家的方法，郭沫若认为这就是商鞅分内之事，是合理的。

苏轼与郭沫若的分歧

郭沫若与苏轼都对商鞅有着数十年的研究，两人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理应评价相近，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

答案应到两人所处的社会时代去找。

《宋史·苏轼传》中记载了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当时的王安石新政并不得民心，劳民伤财。

因此，苏轼极力地反对新政推行，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其位谋其政，这是苏轼所考虑的。

两人虽然都是文人，但区别在于郭沫若先生不是官。

两人的角度不同，苏轼的观点在于利民，郭沫若的观点在于利国，两人看待问题的观点不同，结论自然也不同。

苏轼只看到了百姓生活的痛苦，但却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变法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郭沫若认为，商鞅在变法强国的同时也考虑过人民的生活，让他们也能受到变法的殷惠。

人们虽然受到严苛法律的压迫为国家所服务，但是他们也从动荡的时局中获得了一份安宁。

抛开时局动荡，郭沫若可以在更高的角度，以一种客观的方向评价苏轼。

自列宁开始“和平、面包和土地”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开始，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作为推翻中国帝制的重要承诺。

而商鞅开辟了土地改革的先河，因此郭沫若对于这位土地改革的先驱是有一定的好感的。

此外，商鞅变法彻底摧毁了古典的贵族制度，打通了下层人才的上升渠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世俗精英文明。对生活在没有贵族的民国时代的郭沫若先生自然是深有体会。

无论是夸赞或是批评，商鞅的变法并没有苏轼所批评的那样不堪，也没有郭沫若先生夸奖的完美无缺。

商鞅的变法从面子上很快的实现了秦国从孱弱走向富强，带领秦国的军队走出函谷关，统一中国。

但是从里子来看，他的变法也千疮百孔，例如军功爵制，六国都灭亡了，没有军功可立，百姓如何才能上升？

例如全战全耕，六国皆灭，人民的生活就会向着更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发展，变法所压制的工商业，又在压制着国家的进步。

总结

商鞅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纪元，在延续继承了商鞅设计的制度保障下，我们走过了两千多年的骄傲岁月。

商鞅在那个尚且蒙昧的时代凭借一己之力，将人类的制度设计水平带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商鞅变法中法家思想里的糟粕应该被坚决地摈弃。

任何人都不应该让其招魂复辟，但他为当初蒙昧的时代做出了开创性的进步，也不应该被抹杀掩埋。

参考文献

《吕氏春秋》

《法经》

《商鞅法治理论的缺失》

《史记》

《战国策》

《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