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与对俄外交的决策特征

咸丰年间，清政府是如何催动，对俄弱势外交制度重构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咸丰年间的对俄外交，是传统外交和清初中期清政府对俄外交的延续，同时也是欧洲现代外交制度逐渐融入的体现。

作为国家政治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制度首先涉及决策和管理体制。咸丰年间随着对俄外交的实践发展，弱势凸显，迫切需要原有的宗藩体系下的以上驭下为特征的体制发生制度性变化。

咸丰年间的对俄外交决策从气质上呈现明显的弱势特征。外交是国家的重大政治事务，皇帝一般亲自进行决策。和前代相比，清代皇权得到了空前加强。清承明制，且更进一步。在入关之初，清代最高政治还以关外时期的旧制为主，八旗贵族发挥着重要影响，其主要制度形式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融入其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替代性的约束。

入关后，清朝的统治逐步稳定下来，成为又一个庞大的统一王朝，议政王大臣会议机制对皇权的干涉凸显出来。

随着圣祖、世宗延续内阁制的同时分别设立南书房、军机处等侍从机构，重用文士出身的汉大臣，议政王会议机制名存实亡，至高宗时期正式取消。

此后，皇帝的乾纲独断更加凸显，虽然御前会议依然存在，但汉代至唐宋时期那种皇帝和宰相分级决策的体制不复存在，军机处、南书房等机构成员主要承担侍从和参谋角色。个性、才能与其面临的背景等决定了决策者的决策特点。

咸丰帝，即爱新觉罗·奕詝，系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帝）的第四子。他即位于公元1850年，时年二十岁，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方面最大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短时间内席卷近半个中国，尤其是占领了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切断了漕运，这对清廷的统治不啻为毁灭性打击。

外患方面，鸦片战争用炮舰撬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不平等条约连续被迫签订，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所谓“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进程的俄罗斯，其对华政策与行为也从康雍乾时期的和平贸易、暗渡陈仓，逐步转变为更加直接的领土侵透和商贸要求。这样危重的局面下，咸丰帝承受着巨大压力。

对皇子教育的注重

清廷一向注重皇子教育，奕詝也不例外，受到了较为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即位后他能重用大臣，满汉协和，积极作为，谙熟驾驭之道，从而勉力维持着前所未有的危局。以使用曾国藩为例，对其办军事之事，他曾谕曰：“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他曾说“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无满汉之分。”但一般认为，从资质上讲，他逊色于其弟奕?。而身体的伤残造就奕詝以抑郁为主、不太健全的人格气质，这使他表现出丛脞细碎、缺乏勇气的决策特点。《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曾记：“文宗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

身体残缺让他非常自卑，曾国藩就曾向其直谏“谨其所不必谨”，在国家大事方面却“不暇深求”。

英法联军兵临北京时，他张皇失措，信心全无，乃至于出逃热河，甚至朝议迁都西安。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对此曾做出尖锐批评：“禁旅如云，何必畏之若此，而出此迁都下策，殊不可解，且彼所欲驻兵国度，以空城畀之，岂能塞其意？我能往，寇亦能往，西安岂天上邪？”这些特点贯穿于咸丰帝施政的全过程，在当时的对俄外交中也多有体现。

应该说，在时代背景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咸丰帝基本做到了独立决策，勤政细致。但由于其个性和知识结构缺陷、能力不足等因素，总体上表现出畏手畏脚，缺乏面对复杂危险局面的勇气和决断力。同时，由于其生长深宫之中，对外界情形掌握不足，在信息获取等方面过于依赖地方官员，虽勤加询问和督促，也无法避免被欺瞒。而他面对的俄罗斯，却充满进攻性，狡诈果决。

清代皇权的绝对权威背景下，咸丰帝的维稳式外交决策与沙俄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和策略相遇，虽竭力维持，却不可避免地使对俄外交陷入较为被动的局面。到联军兵临城下时，维稳式外交无法维系，却又转为强硬，失败后即迅速产生溃逃想法。

咸丰帝的情绪化决策弊端丛生，也体现出独断权力的不稳定性。

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当在权力过于集中于一人手中时，最高决策者本人面临严重的信息拥塞和极其繁杂的决策压力，需要好的机制予以有效辅助。从工具性的角度，清廷习惯于使用钦差这一角色，来发挥皇权的延伸作用，既搜集了一线的相关信息及时汇报，以供最高决策使用，也临机处理一些重要事务。同时，通过密折奏事作为制度性的机要通讯手段。

密折制度运行成熟，效率较高，保密性较好，能满足清廷决策的基本需要。但它解决的本质上是形式和程序问题，避免不了出于私利和信息盲区造成的信息本身失真的问题，对俄外交的实践需要从更规范的制度层面进一步产生变革。

政府外交失能与制度重构

外交是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的政治行为。所谓弱势外交，从字面上，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弱”。笔者以为，政府失能是清代弱势外交的制度性原因，也是直接成因。所谓失能，即失去有效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表现出很强的政策惰性。这种失能，植根于体制与思维的僵化，体现在决策、各级外交管理和执行的各个方面。

咸丰年间对俄外交的思维僵化，主要是清政府无法摆脱宗藩体系的意识，总是幻想坚持原有格局，以羁縻政策处置处置外交问题，将其控制在边界范畴。从具体的外交事务处置过程看，人才为事业之本，决策者为组织之魂，前文提到的最高决策者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清代外交政由上出，朝廷严格遥控指挥，甚至细致到如何对话。所以实际权力和责任都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阶层。

从对俄事务的处置可以看出，清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没有清晰的国家利益概念和框架，对国际格局和世界形势没有清晰把握，在关乎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的根本问题上不能做出有效决策，常处于自以为是、疲于应付的状态。

同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外交事务的制度性保障，外交处置的相应机构虽然依据原有体制做出相应反应，但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作为本应负责的专业部门和官员，包括决策辅助机构军机处，对俄外交事务的负责机构理藩院，管理边地的将军、大臣等，常常对本应非常熟悉的业务领域缺乏基本常识，专业性差，责任心低，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专业能力严重不足。

清政府对俄官商和军队的实际情况、俄方的战略和政策不清楚，始终处于被动应付、茫然无措的状态，故作镇静却经不起现实检验。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过程中，章程所有条款都由俄方提出（其他条约也是），奕山照单全收。

理藩院这样的主要负责部门也没有有效应对措施。

以昏庸著称的胜保倒提出了方案，清廷还要以胜保的方案咨询茫然无措的奕山，奕山回绝后就草草收场，这又反衬出最高决策层的无知和无能。

在东北交涉中，清廷上下对沙俄早前已经制定并付诸行动的侵略行为几无察觉，也没有任何应对战略后方威胁的预案，只在对方突然出现时张皇失措，不敢打也不敢走。更为严重的是，对塔城火烧贸易圈等事件的认识和处置，说明清政府官员没有现代国家意识，地方官员甚至以私利勾结敌人谋害本国民众。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清政府明知所谓俄国人狡诈凶狠，还异想天开，幻想有所调停，以夷制夷。

欧洲的均势政治是有条件的，即建立在强国间力量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而当时中国面临的是严重的力量不平衡，在这种条件下幻想均势政治，只能沦为真正强权的牺牲品。体现在表面的那些面子、对天朝体制的顽固坚持等并非本质原因。

总的来说，经过和清长期的政治和商业交往，俄罗斯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也擅长和具体官员或相关人员做利益交易。俄方的行动针对性很强，把握了清廷和官员的实际情况，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