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55年的开国十大元帅,都是为新中国立下过卓越功绩的栋梁之材。
我研究发现,开国十大元帅中,有两位元帅,在战争年代的数次历史危难时刻,多次被毛泽东挑选出来堪当大任力挽危机,立下了卓越功勋。
这两位元帅,一个是彭德怀,另一个是谁?他就是刘伯承。篇幅所限,需另说。
今天要说的另一元帅,他主动将张国焘的密电报告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位元帅大家都非常熟悉,他就是叶剑英元帅。在当年长征途中的那次事件中,还有三位元帅,他们是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这三位元帅当年也起了重大作用,立下了历史的功绩。
叶剑英于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梅县,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1917年,叶剑英20岁时,考取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后23岁时,任云南督军公署陆军炮兵少尉。1925年叶剑英28岁时,任广东梅县县长。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贺龙、叶挺等在江西九江甘棠湖一小划子上策划南昌起义。1934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1935年9月9日,在巴西获取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等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密电,立即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使党中央9月10日凌晨迅速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这段历史事件的经过,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1981年,叶剑英元帅对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有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叶剑英回忆说:
大概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日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了,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了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粮食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按照规定时间行动。会后我们都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床,心里老在想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了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以上据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1982年3月12日、4月2日,载《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三版,第112~113页)
就这样,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了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坊附近,杨尚昆一直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马蹄声。他们躲过了“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
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夜黑路不熟,当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部队时,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地等待。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着第一军所在地俄界进发。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红军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叶剑英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一大功绩。
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对于叶剑英在长征途中的这段历史,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讲过。
1935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来电报,立了一大功。(见:访问杨成武、吴烈谈话记录,1990年6月,1994年10月,载《叶剑英传》,同上)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就会打起来。”(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页)
注意看,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是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密电这一事,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访问杨成武谈话记录,载《叶剑英传》,同上)
周恩来于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密电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当时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板荡识忠臣'嘛。(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1972年6月12日,载《叶剑英传》)
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访朱德谈话记录,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整理,载《叶剑英传》,同上)
还有一件事,电影《长征》中,有一镜头,徐向前接听电话制止红军打红军的事。那么,打这个电话的人又是谁呢?我先说吧,他就是许世友。
当年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的这个决断,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恢弘气度。(见《叶剑英传》,同上,第114页)
长征途中张国焘的密电事件的经过,就是上述这样的。
这里特别提一下,1945年8月23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中共有十二位军委委员,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外,其中包括九位55年元帅人物。其中当年经历过那次事件的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叶剑英均在中央军委委员名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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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