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一下标题里的“卸膊”，它指把东西从肩膀上卸下来，在粤语里指代推卸责任。

小时候没什么书看，能看的不是古典小说就是实体版评书，翻来翻去无非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明英烈》《赵匡胤演义》《雍正剑侠图》《三侠剑》之类，也因此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有此心理甚至情怀，也属正常。

但如果到了今天，仍然对帝王将相持有旧日观感，只能说明知识结构和思维的停滞不前。 或者说，很可能是除了地摊文学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之外，再也没有读过其他书。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一个人完全有条件建立正常的历史观，但许多人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在陈腐的历史观乃至三观之下，朱元璋当然是一个“能人”。底层出身，一代帝王，在崇尚“成王败寇”的人眼中，已经是自带光环。他的统治方式也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尤其是对贪官动不动就扒皮的残酷，更是被吹捧为“有魄力”。

可是，在反贪问题上如此严苛的朱元璋，真的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吗？显然没有，明朝的腐败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

还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反贪是为了百姓，这就更是可笑的结论。因为明朝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没有比以前更好。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维系所谓的“朱家江山”。康熙称朱元璋“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这种人，所谓康乾盛世，正是统治极为严酷的时代。

《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与之前的《秦制两千年》一样，都是作者谌旭彬意在普及一些正常人本应有清晰认知、可在许多人眼中却足以颠覆三观的常识。

书名：《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

作者：谌旭彬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定价：88元

书中将朱元璋在《大诰》中写到的十二个案件抽丝剥茧，详尽地阐述了在这些毫无法理、常识和逻辑的案件背后的来龙去脉。从明初的军事、土地、政治、法制等政策制度入手，梳理涉案人员的行为动机，解读洪武帝审案和判决的依据和目的，从而勾勒出洪武时代各色人物的荒诞命运以及可怖的生存状态，再现了洪武帝“重典之治”的本来面目。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毫无人身自由的卫所军奴，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离乡的农民，说错话连累邻里被没收家产的老妇人，不想做官只能切指的士人，遵行合理的立案程序却没能揣测出“圣意”的官员……通过这些小人物如草芥般的命运，我们看到一个脑回路清奇的开国皇帝，是如何欺骗控制官员，如何监视窥探民众的。

谌旭彬在书中写道，《大诰》“究其本质乃是一种宣传品。朱元璋颁布这些宣传品的核心目的，是想要树立自己仁德爱民的政治形象”，同时，“所有宣传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将其真实目的甚至可怕的那一面，用各种漂亮的外衣层层包裹起来”。他所要做的，就是剥掉这层“正能量”，去关注小人物的悲苦命运。

朱元璋的统治，本质就是一个“猛”字。作为底层出身、依靠农民起义上位的皇帝，朱元璋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所以，他最恐惧的从来就不是贪官，而是民众。他也明显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很多不读史的人，往往以为元朝残暴，但实际上，史学界公认的是元朝“失之以宽”。如果对比统治政策，朱元璋实在比元朝皇帝严苛得多。比如元朝对商业极为看重，鼓励民间流动，朱元璋则反其道而行之，极力打压商业，也大力打压民间力量，通过知丁法、路引制度和举报体系控制民众。

在朱元璋眼中，将民众圈在土地上就足以一劳永逸，避免元末的流民社会形成。但实际上，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还有税赋的沉重，反而造成了流民激增。

民众不听话，官员也不听话，越是严惩腐败，腐败就越泛滥。于是，朱元璋编写并颁布《大诰》，要求人手一册，人人诵读学习。而且，《大诰》还成为指定的斗争工具，民众可以拿着大诰押解不法官员进京，任何人不得阻拦。有人认为这是朱元璋的魄力展现，但稍有智商便可知道，这种人斗人的行为必然失控，朱元璋很快将抓捕对象从胥吏和官员扩大到了百姓，结果举报盛行，人人自危。

举报的盛行也是因为严酷的知丁法。所谓“知丁”，就是知晓邻居的职业、家庭人口、社会关系，甚至何时出门何时回家。一旦出现“逸夫”，邻居没有及时举报，那么若“逸夫”犯事，不但本人处死，邻居、亲戚与里甲都要连坐流放。这种社会状态下，举报就成了必然。

朱元璋还规定，乡饮酒礼进入吃喝环节之前，会有漫长的政策宣讲和律例诵读，地方上所有百姓都要参加。其中，有违法犯罪前科者必须出席，“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自系顽民，主席及诸人首告，迁徙边远住坐，其主席者及众宾推让有犯人在上坐，同罪”。也就是说，胆敢不参加者便是“顽民”，会被强制流放至偏远地区。整个宴会则分为“正席”（善良之席）和“外座”（奸顽之席）两大区块。“高年有德者”与“高年淳笃者”坐在善良之席的上首，余者按年龄顺序入座。“违条犯法之人”只能集体入座奸顽之席。若有人不守规矩，或主持者纵容他人不守规矩，都要被流放。

这不仅仅是一种羞辱，也是一种让“不听话的民众”永久“社会性死亡”的做法。别说用现代社会的思维去衡量了，即使在古代，这种残酷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治国方面，朱元璋显然是无能的。他对官僚集团进行了大清洗，屠杀无数官员，又通过各种方式清算商人和地主。洪武年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也就是说，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全部破产。

朱元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显然没有。他是史上最能推卸责任的皇帝，在他眼中，官不行、吏不行、读书人不行、商人不行，老百姓也不行。

在《大诰》中，他就痛斥老百姓不知报答君恩：“民有不知其报，而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指斥心存抱怨的老百姓是“顽民”。在《大诰》中，愚顽等词汇十分常见。简单点说，只要不听话的人，就是“愚顽者”。

很多人会将朱元璋的暴政归结于他的出身。在秦制以来，朱元璋是唯一纯粹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也是种没有摆脱骨子里的自卑。他憎恨富人、不信任官僚，信奉杀戮的作用，认为只有杀戮才能让人们听话。换言之，朱元璋希望治下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官吏、读书人还是百姓，都只需要有一种性格——奴性。尤其是他对官吏和读书人的偏见，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胥吏在他眼中甚至与奴婢同类。

说到底，朱元璋的治国沿袭了秦制，而且因为自身成长环境而产生的变态心理，变得更加变本加厉。秦制的核心就是“民愚则易控，民智则国乱”，朱元璋的所有制度都集中于“愚”字，以求更好地控制。显然，他并未成功，也不会有人成功。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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