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

涉及维度最全面、执行程度最彻底、后辈延续最深远

的一次变法运动，它为秦国从一个“西方强国”走向“超级大国”，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其影响绝不仅仅停留在秦孝公、秦惠文王的时代，而且也贯彻到了秦昭襄王与秦始皇的时代，甚至最终影响到了汉帝国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皇权帝制的重要来源之一。

商鞅变法

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秦国的日渐强大

，从一个晚于魏、齐、楚称霸的西方霸国，升格为一个能与关东六国对峙的半天下超级大国。商鞅变法得以被秦惠文王以后的秦王所遵循，由此而来的制度惯性，又

最终为秦国兼并天下提供了最为中坚、最为核心的驱动力

。

百代皆行秦政法，立木而信始商君。

商鞅变法最根本的核心就是抓住了人性，及时适应生产力发展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俗话说：“天下熙熙即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鞅正是通过对人性的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而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千年变革。

商鞅变法的核心之变：土地

众所周知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有人都渴望的东西，尤其在古代土地是每家每户安身立命的本钱，而商鞅正是抓住了民众的这一根本诉求，通过土地来驱使民众。

商鞅对于土地的实行的律法有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人们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了。农业的发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的“千耦其耕”、“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而分散的、一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

第二，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乱战，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这么多年的战乱促使各国的产生了大量的军工贵族，各国君王也是以土地官爵来赏赐有功之臣，而且连年战乱各国对于兵源的需求也很大。到了战国时期井田制已经渐渐无法满足国家前进所需要的动力，土地私有势在必行，耕战思想在各国已经开始萌芽，各国纷纷开始进行改革，但都不彻底。只有秦国商鞅变法是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并且六世贤君不曾间断。

商鞅从人性向上的根本出发，通过以下几点一步步造就了第一个封建王朝

商鞅在秦国变法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旧贵族，旧贵族是一帮最不愿意去改变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因为旧的法度而兴盛，而新法的实行必然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商鞅因此提出了“

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的思想主张，

以历史是不断进化演变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

法古

”、“

循礼

”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做舆论准备，以此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立木为信

商鞅变法第一个引导人性欲望的办法便是自古有名的“立木为信”，

当时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好了。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随即便出示布告：“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黄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两金（古时的“金”实际为黄铜）。”

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两黄金（黄铜）。通过这样的方法，人们知道了商君是说话算话的，并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在民间便有了言而有信的名声，为下一步的律法颁布做足的舆论准备。

变法的预案《垦草令》商鞅从“食”着眼，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提出了一套综合治理办法，整顿政制、吏治、税制，禁止粮食买卖，控制粮食流通，垄断山泽之利，剥夺限制迁徙自由，实行愚民政策，打击奸吏扰民，打击工商业者，打击服务业，打击娱乐业，打击雇佣关系，打击人身依附，打击害农、贱农、惑农、扰农的刁民奸徒，利用价格工具、税收差别、劳役差别调整产业人口比例，营造重农轻末、农静朱愚的社会环境和产业政策。

第一次变法

《垦草令》是对后续变法的前哨，在令法颁布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

颁布并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

，轻罪用重刑

实施轻罪重罚大概率是因为当时秦国国君第一次如此重用发家，要以法家理念治国，秦孝公和商鞅为了是律法在短时间内深入人心，促使当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中转变的人们重律法而轻道义，一切以法律为准绳，并且为接下来的一系列变法提供保障。

废除旧世卿世禄制，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世卿世禄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新兴军攻贵族和庶民的上升通道，使得有功有能力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社会体制僵化的很厉害。废除世卿世禄制度，以军功为要，创建军功二十等爵制度，为想上进人们打开上升途径，充分利用人往高处走的天性，既对旧有的不作为的贵族造成了打击，增加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还极大的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逐渐让秦国的军队发展成为了让东方六国胆寒的大秦铁鹰锐士。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农为百业之根本，商鞅重农政策极大地提升了农业从事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奖励耕织、鼓励开荒，以生产为主要目的。抑商则是商人不事生产而又骄奢淫逸，如果不抑制商业发展，农民都跑去经商了，田地无人耕种渐渐就会荒芜，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强大？重农抑商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就是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制约，而人性又是逐利的，所以必须通过严刑律法来限制商业过度发展，以保障根本的农业生产稳定。

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焚烧儒家经典是一种“愚民”的手段，儒家崇尚德治而轻律法，简单点讲就是教人德行可以，但是不适合治国，人人都崇尚儒家，慕君子之风，那么谁又会安心生产？在那个七国乱战的年代这样的思想弊大于利。游宦之民就是当时游走列国，靠巴结贵族升官发财，禁止游宦更是打消人们阿谀奉承、不事生产就能升官发财的念头，教导民众万事以生产为主、以军功为荣，这样才能打破阶层，即保障了社会的稳定运行，更是提升国力的好方法，毕竟还是老实人多呀。

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

小家庭制度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你这个家庭生产的东西，除了赋税之外都是自己的，不再是井田制那种大家一起耕作，生产所得又得交国家又得交贵族，民众没有生产积极性，反正干多干少都是大家背锅。小家庭制度极大的释放了生产力，提升国民的生产积极性，既使得国家实力快速提升，也能让民众多劳多得，既巩固了国家又照顾到人性在当时是非常完美的办法。

第一次变法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变法

第一次变法成功后，秦孝公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在公元前349年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

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制，废除奴隶制

商鞅废除了从商周开始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国民自由买卖，也就是说你的土地只要是国家承认的就是你家的，国民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而且还可以传给后代，这在当时那么多努力无产者的社会，可想而知这样的律法颁布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会有多大。

废除奴隶制度更是解开了底层人民的枷锁，在秦国的律法中没有了可以任人宰杀羞辱的奴隶，人人都是国民，在当时社会是一种了不起的人权解放，只要遵纪守法便会有法律给你撑腰，可以想象当时的秦国底层人民会多么拥护秦王室，当时的底层人民必定是人人效死，既解决了生产问题，也解决了兵源和军队战斗力问题。

普遍推行县制

商鞅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这样既可以将中央的权利触及到地方，秦国不再有国中之国，中央的政令可以直接传达到地方，各地的民众不再由分封贵族帮助王室掌控，使得国家可以像机器一样运转，在管理体制上超越东方六国。

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实行标准化的量衡制，第一能方便赋税的收取度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第二方便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提升效率，秦灭六国之时各国都应该体会到了标准化的威力。

编户齐民，推行什伍制度

为了增强对小家庭的管理，商鞅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这样国家对民众的管理又上升到了新的阶段，既能保证赋税的收缴，在战时保证兵源，农闲时还可徭役民众兴修水利、直道等工程。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抓住了人性的特点，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