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无外乎其民心所向的领导核心。在那段艰险的岁月里,为了抗战,多少先辈义无反顾地投入硝烟弥漫的战场与敌人展开正面交锋,又有多少先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身深入虎穴,为我党获取作战情报。这样的先辈,在中国抗战史上有很多很多,正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不畏艰险的他们,才有我们今天美好的时候,不论到了何时,他们都应该被铭记。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将革命进行到极致的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执行地下情报工作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非但没有屈服反而使革命之火燃得更旺;后来不仅在狱中将叛徒策反了,还参与组织了一场狱中革命斗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他叫邱世毅,1923年出生在扬州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中,他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独子,他有三个姐姐。他的父亲对于他这个唯一的儿子有着殷切的期盼,正如他的名字一般--世毅,希望他未来能坚毅、顽强;而事实上,他也不负父望,成了个有担当有理想抱负的人。邱世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品质,这和他的父亲有着很大的关系;他的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但是他却有着对革命无比向往的热情。邱世毅在他的影响下,很小就开始对革命的道路充满了向往,并立志长大后一定要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挽救中国的革命路上奉上一份力;可以说他的父亲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启蒙老师。就这样的理想志向在他的心里生了根,直到他12岁读中学的那年,他在扬州的平民中学念书时,他遇到了他的革命道路的人生导师,从此他的人生开始发生转折。这个人就是江上青,是个中共党员,当时他在平民中学就任国文老师兼邱世毅的班主任。
他尽情地发挥自己党员的精神,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宣传革命的知识和爱国思想。江上青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将邱世毅深深地吸引住了,本来就对革命充满了热情,现在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而且和他所向往的革命思想非常的契合。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他确定了自己的革命方向,在他的三年的学生生涯中,他经常会向班主任江上青请教很多党的理论和思想。在江上青的指导下,他心中的不仅革命火种越烧越旺,而且毅然走向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革命去。
1939年,他终于等到了投身革命的机会,新四军招生,他毫不犹豫地就去报了名。进入总队后,他先是被分到了挺进队的二队,后来又由于他各方面都表现得很优秀,又转入了纵队三支队的八大队去任文化教员。这个时候的他才十六七岁,在部队,他虽然年纪不大却战功赫赫,非常的受到领导的关注和栽培。
1941年,他推开领导的办公室的门,江渭清表情严肃地对他说:“邱世毅同志,接下来,我要和你说一些机密的事情?你愿意听吗?”邱世毅毫不犹豫地认真地点点头:“坚决服从组织的命令!”他知道,他在实现革命的路上又一个机会到来了。听到他笃定的话和坚定的神情,江渭清欣慰地点头并说道:“经过这段时间对你的考察,组织决定将你调到秘工部门去工作,你有什么异议吗?”
“没有!”
就这样,他进入了我党的秘工部门开始了地下工作,在此期间,他先是以新四军“叛徒”的身份潜入上海。在1942年,又以邱世慧的化名,考入了当时的政治训练部直属政训班。之后,因表现优异被分到泰州汪伪二十五师担任中尉情报参谋。凭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只身打入了敌人的心脏。他凭借他在敌营的身份,开始做起了他在泰州的地下情报工作。此期间,为我党传递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让我党在与敌人正面交锋中多次占领主动权。
为了获取敌人更多敌人活动的情况,1945年初,他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姑父徐公美的帮助之下,他打入了迁至扬州的汪伪苏北绥靖公署内部。他的姑父徐公美曾经在国民党内部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位,因为姑父的身份他不仅很快在公署站稳了脚跟,而且还解释了很多人脉,加上他自己又比较的又出息,办事认真,很快就被公署的主人孙良诚注意到了,而且对他伤势的同时还特别的信任他。于是,很快,他就被孙良诚提拔至少校作战参谋,这个身份,让他在获取重要情报的时候又提供了一大便利性,同年4月9日在孙良诚的批准下,他以中校参谋的身份参加一场日伪军的重要联席会议。在会议上他获取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日军为对付中国及同盟军的对日的作战,决定在苏中地区调整作战部署,将盘踞在宝应城外的伪苏北绥靖公署调往兴化南面的周庄地区,企图分割我军苏中地区根据地。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邱世毅回家后连夜将情报交给当时与他对接的交通员韩易,让他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到组织。韩易不负他所谓,很快地将消息送到组织那里。
通过邱世毅传递的情报,新四军制定了在三垛地区伏击日伪军的作战方案。于同年4月28日,打响了苏中抗战史上著名的“三垛河口伏击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共歼灭日军240余名,伪军600余名,俘虏日军7名、伪军958名,日军山本顾问、伪军团长马佑铭也被我军活捉。因为有邱世毅的传递的准确情报,我军才能做好战略部署,这场伏击战的胜利,邱世毅功不可没。
可惜的是,邱世毅没能坚持到解放胜利的那一天,1947年5月中旬,邱世毅在与交通员姚茂良见面的路上被捕的。原来,在此之前,交通员姚茂良早已被军统特务诱捕,并在军统的酷刑之下背叛了组织,他也被出卖了。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邱世毅被事先埋伏的特务围捕,随身携带藏在牙膏中的秘报也被搜出。此时的他非常的焦急,要知道这个牙膏里面必报都是我党在国民党潜伏同志的名单,他不怕死,怕的是因为他的暴露拖累了组织和同志,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没想到,敌人出其不意,居然没有选择在第一时间对我党的特务进行逮捕,而是自以为是聪明的选择让叛徒姚茂良回到我党解放区去打探更多的情报。这下,让邱世毅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策反叛徒姚茂良。
敌人甚至因为一个交通员要回到解放区必须要有一个由头,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于是他们决定威胁邱世毅写一封需要姚茂良传回去的情报。邱世毅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这出乎了敌人的意料,他那么轻易的答应的,难免会让敌人怀疑他想在这张情报之上使诈,所以他们的注意力都在了他写的那张情报上了,殊不知,这只不过是他为了迷惑敌人扔出的烟雾弹。他最终的目的是将姚茂良策反。
他了解姚茂良,很有可能只是受不了酷刑一时失足,才做了对不起党的事情。如果能及时地对他进行工作,他迷途知返的可能还是很大的。于是在姚茂良被敌人派往探查为我党情报之前,他开始对进行了思想工作。他先是质问姚茂良说“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怀疑你的。你也是我党的老革命了,没想到做了叛徒。还记得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最痛恨叛徒,你也亲手杀过。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听到邱世毅的质问,姚茂良果然愧疚不已地掩面哭泣,压抑的声音从他口中断断续续传来:“对,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我做了错事,对不起,对不起。”从他的态度来看,邱世毅知道他的计划有机会成功;于是他放缓了语气并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对他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如果你不想这么痛苦地活下去,在回去的时候把前因后果告诉组织,就还可以回去。我们还有希望。”听到这话,一脸不相信地问道:“真的吗?真的还能回得去吗?”看着他质疑的目光,邱世毅坚定地点点头说道:“当然。”
就这样,在邱世毅的劝说下,姚茂良成功的被策反回来了,他按照邱世毅说的在敌人将他安排回到组织后,他第一时间就毫不犹豫的向组织坦白一切。我党得到消息后,赶紧快马加鞭地撤离所有暴露的危险同志,避免了一大批地下同志的牺牲。
几天后,敌人知道了他们被耍了,气急败坏之下。将所有的怒气发泄到邱世毅身上,用最残酷的刑罚一遍遍施加到他身上。邱世毅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在胜利之前,他在监狱还坚持和敌人斗争,打完最后一战。1949年,邱世毅和同狱意志坚定的中共党员徐植芳一同被押送到上海警察局,两人在狱中通过各种渠道向狱中的狱友秘密传播革命内容,以此鼓舞大家的斗志,以便参加和领导狱中的革命活动。
3月,他们决定发动了绝食斗争一场,主要是想试探敌人的态度,其次是看一下狱中有多少“自己人”。他口头先是要求说,要改善伙食和足够的水,并且不可以对他们肆意的大骂,面对他的要求,敌人不仅觉得可笑甚至理都不想理。于是第二天他有上书要求,敌人依旧无动于衷。面对这样的局面,他很满意,笔记这本就在他的计划之内。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激起狱中众怒,那么他和徐植芳即将发起的斗争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果然,才过去两天,狱中的群众就激怒难耐了,就连少数被关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资本家也情绪激奋。见时机成熟了,他们立刻展开行动。一天晚上,牢房响起一阵嘹亮的歌声,所有人唱起《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八路军军歌》等,连国民党人和资本家也一起唱。没错,这是邱世毅和徐植芳的杰作。
一天、两天……监狱长终于慌了,立刻派出代表谈判。邱世毅、徐植芳和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作为代表前往谈判。一个小时后,他们提的所有条件都被答应,就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坚持打完了最后一战。
1949年4月上旬的某一天,上海“宋公园”的上空响起一阵枪声,年仅26岁的红色特工邱世毅走完了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牺牲在了上海解放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