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清代的翰林院，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清水衙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素有“穷翰林”之说。但实际上，翰林院是个十分重要的机构，尤其是明清两代，深受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清初翰林院的地位变更

“翰林”是说文翰（笔墨之事）之林，犹词坛文苑之义。唐、宋之翰林，为内廷供奉之官，到明代才专称文学之士为翰林。

清初，置文馆于盛京，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并记注本朝得失。天聪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这时的内三院，兼有后来内阁与翰林院的任务。

顺治元年，定都北京，承明制设翰林院，掌论撰文史之事，规定为正三品衙门。当时未设满员，仅设汉学士一人，侍读学士一人，侍读二人，侍讲二人，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无定员。次年，并于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

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又另设翰林院，设满、汉掌学士各一人（初为正三品，后升为从二品），都兼礼部侍郎衔。并增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等员缺。顺治十八年，又归并内三院。

康熙九年，内三院又改为内阁，始又恢复翰林院。其长官仍为掌院学士，满、汉各一人，仍兼礼部侍郎衔。以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官，满、汉员额都有增加。康熙年间，因纂修各种书籍，需要很多文士，所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多达二三百人，庶吉士也有五六十人。

雍正以后，则大为削减原有翰林人员，多调充其他官职，或京内科道、吏部，或京外道、府、州、县，都名为“外调”。以后规定，凡任职满六年之编修、检讨，由院保送，以知府任用。

雍正以后，翰林官名额虽有所减少，但并不是降低翰林院的地位，相反更加重视。雍正帝曾说：“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纯粹，始为无忝厥职，所以培馆阁之才，储公辅之器。”

这说明翰林院是为国家储才机关，所以在雍正八年晋掌院学士为从二品。乾隆元年以后，都以大学士及尚书、侍郎特简掌院学士一职，乾隆五十八年更是规定掌院学士不再兼礼部侍郎衔。所以，翰林院自雍、乾以后，就成为重要的国家机关了。

翰林院的职官与职掌

翰林院的职官名额，据《光绪会典》的记载，较初设时略有增减，其名额是：掌院学士满、汉各一人，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都是满二人、汉三人，修撰、编修、检讨，都没有定额。以下尚有待诏满、汉各二人，笔帖式满四十人、汉军四人，典簿满、汉各一人，孔目满、汉各一人，五经博士二十七人，堂供事四人，供事十四人，额定总人数为119人。

翰林院官的任用资格，掌院学士是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简任。侍读学士至侍讲各官，由各衙门应升值郎中等官之文义优秀者选任。修撰以一甲一名进士补授，编修以一甲二名、三名进士补授。检讨则以散馆（在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后）补授。

翰林院官授职后，每隔数年，再加考试，称为“大考”（詹事府官也参加），也称“翰詹大考”。成绩分为四等，一等超擢任用，二等升阶，三、四等则分别给予处分。这是统治者为防止翰林官学业荒疏的一种措施。

翰林院总的职掌，是论撰文史，其所撰之文，有祝文、册宝文（册立册封后妃等）、册诰文（册封王公等）、碑文、谕祭文等项。凡纂修实录、圣训、本纪、玉牒及其他书史，或由翰林院承办，或派送编修、检讨人员参与纂修，对书史的编纂校勘，是翰林院官的主要职务。此外，翰林院在乾隆年间奉旨审查所谓的“禁书”，焚毁了大量书籍。

每年春秋举行的经筵典礼，先由翰林院开列直讲官满、汉各八名，奏请皇帝钦派四人值讲，掌院学士会同值讲官拟定所讲经书，择吉日自文华殿行经筵之礼。届时，值讲官行礼后，照讲章进讲，讲毕，听皇帝御论。

这种经筵之礼，是表示皇帝“留心学问，勤求治理”。但实际讲经时，尽是颂扬之词，很少有真知灼见。至于所谓的“御论”，不过是皇帝对官员告诫如何忠君报国，如何安天下等陈腐封建之言。

当然，翰林院的职掌不仅仅是上面所说的，比如翰林院还参与进士的“朝考”，掌院学士担任阅卷大臣，并将录取者引见皇帝，然后入庶常馆学习。

清代皇帝尤为重视翰林，对翰林官也给予特殊的待遇。比如按规定朝官文五品以上、武四品以上者方可佩戴朝珠，而翰林院编修、检讨等七品官也可享受此待遇。

再者，朝廷对翰林的任用也有特权，如每届的乡试一般都在翰林院中挑选主、副考官，负责国家的抡才大典。就是在任用官职上，翰林官也被俗称为“老虎班”，就是优先选用，不用候补，也不用试用，直接便可上任。同时，清代也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潜规则，有清一代，大学士也基本出自翰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