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的专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们进行了种种讨论和解释。其实，在认识宦官专权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内阁。明初经过废除丞相、削夺藩王的权力。使用监察和特务机构，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独裁体制下的皇帝不使用他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替代他使用，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阁首辅的大权独揽，如严嵩和张居正；一种就是宦官专权，如汪直和魏忠贤。宦官由于与皇帝关系亲密，更容易成为权力托付的对象。

■宦官权力的膨胀

太祖朱元璋曾经定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朝政。但是，六部分立，没有丞相统领，皇帝事必躬亲，又设置众多互相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他所要处理的政务已经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了。因此，他留给子孙的日常政务负担已经重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虽然成祖时期设立了内阁协助处理政事，但在明初皇帝严密防范政府官员的情况下，相对于殿阁大学士，皇帝更信任宦官。成祖朱棣突破祖制，重用太监，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守交趾，设东厂，这些做法与朱元璋废丞相的用意相同，就是利于皇帝直接控制。宦官权力的扩大，不仅种下了贪污受贿的种子，还埋下了与外朝对抗的隐患。

朱棣的孙子宣宗时，开始设立内书堂，培养用于处理文书的学龄宦官，这些通文墨的太监负责传递奏章和内阁的票拟。一开始，他们只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得力助手，并没有擅权的机会，到后来他们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染指朝政。

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但是当时廷臣依附他的人很少，只有兵部尚书王骥、工部郎中王祐等人，其他的官员都不肯俯首听命。汪直当权时，依附他的人多了起来，但敢于弹劾他们的人也很多，朝廷中派别斗争激烈，但运转勉强正常。到了刘瑾专权时，他在朝中的心腹遍地，流毒满天下，但仍有不屈服的翰林官员。刘瑾每次奏事，都要趁武宗玩耍之时。爱玩的武宗每次都特别不耐烦：“我用你是干什么的？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于是，刘瑾逐渐专决，在自己的私人住所批答奏章，不再呈请皇帝裁决。到魏忠贤专权的时候，自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至四方督抚，都主动依附他，全面打击正直官员。他们的依附使魏忠贤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颠覆朝廷。

此外，在政治、财政、军事各个方面，太监都获得了皇帝的全面信任。永乐年间，五军都督府就曾设立内监监督府事。巡视边塞，大军出征四方，都由太监负责监军。其他如明代的皇庄、矿税、上供、采造等事，都由太监负责。

■内阁权力的上升

按照朱元璋的意愿，皇帝独裁独揽大权应该是常态，在分配权力的时候也是依照这种原则来实行的。由于后继皇帝力不从心甚至懒惰，权力不可避免地开始下移，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士人政治，继续发挥作用。

其实，从朱元璋开始就感觉到一人综理朝政，管理的事务太过庞杂，所以设立了殿(华盖殿、武英殿)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作为皇帝左右的侍从文人，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此时大学士只是承旨办事，仅备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机务。成祖即位，特选解缙、胡广、扬荣等7人人直文渊阁，成为皇帝的参谋。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被称为内阁，以区别于外廷。皇帝常常召集内阁学士密议朝廷重大机务，但阁臣只是参与讨论，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阁臣的职位也比较低下，秩皆五品，权力远远不及六部尚书。

到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六部尚书、侍郎逐渐以殿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除了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他们事实上已参与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等要务。宣宗时期，阁臣掌握了票拟的权力，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权力。所谓票拟，就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者替皇帝阅看一切内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黑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呈交，供皇帝裁决参考。皇帝看过票拟之后把小纸条撕掉，用红笔写在奏章上颁示，称为批红。票拟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成为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宣宗经常到内阁，令阁臣票拟政事的处理意见。英宗9岁即位，不能处理国事，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就成为定制。

但是，到了明中后期，皇帝息政造成了朝中争权斗争异常激烈，内阁的权力逐渐萎缩。从宪宗成化年间到熹宗天启，前后163年，其间延访大臣的，只有孝宗弘治皇帝末期的几年而已，世宗、神宗根本就几十年不上朝。在嘉靖和万历时期，朝廷中政令的传达是这样的：皇帝传令给太监，太监传令给文书官，文书官传令给内阁。反过来，内阁的意见呈交文书官，文书官转达给太监，太监再传述给皇帝。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太监成为关键一环。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帝不到内阁处理政务，令内阁票拟。而皇帝身居内宫时仍不理政务，批红的权力落到司礼监太监手中，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于是，太监的实际权力逐渐超过了内阁。

■宦官与阁臣的权力互动

明朝中后期，宦官权力炙手可热。当时有人说，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不得安宁，阁臣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中想掌握政权的，最先必须结交司礼监太监。

内阁学士不止一人，职任上也无明确的划分规定。严嵩当政时，曾排挤众人，独揽票拟之权，但这种情况未能持久。阁臣对票拟权力的争夺使得内阁本身的纷争加剧。尤其在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分别，首辅的权力最大，一切朝政听其调度。为了争夺首辅的职位，大学士结党联朋，互相倾轧排挤，通过种种手腕攫取权柄，一些阁臣纷纷寻找宫内掌权太监的支持。张居正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就是与神宗小皇帝的贴身太监冯保结成了同盟。通过这样的互相支持，张居正获得了在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力，而冯保也赢得了内廷牢不可破的稳固地位。但是这种比较完美的配合在明代是很少见的。

明中后期，阁臣与宦官各自专权成为常态。但无论阁臣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专断独裁是皇帝独有的权力。严嵩和张居正当国，遭到的弹劾不计其数，而刘瑾、魏忠贤专权更是如此。权臣阉竖与朝臣的对抗，导致了政局的极度不稳定，所以当权者无一例外地都要极力压制舆论，如张居正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利用三案大肆屠杀朝中诤臣。在这种打击压制下，朝廷中最终出现了一种谄媚结附之风，失去安全感的士大夫在独裁统治之下，纷纷寻庇护。严嵩当国，朝中充当义子者30余人，魏忠贤更有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的庞大党羽。无论严嵩、张居正，还是魏忠贤，都是权势的代表，尽管其为人，功绩有所不同，但所反映出来的明朝政治状态是相同的，那就是权力脱离皇帝之后引起的政局混乱。

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的专权，都是以皇帝旨意自居的。在明代，礼法还是为政府和社会强烈认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宦官在独掌大权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又必须通过内阁这个合法的政治机构；而内阁在掌权后，必须以皇帝为坚强后盾，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宦官就显得无比重要。所以，表面上看，政府发出的政令都是皇帝的旨意，实际上是内阁和宦官这两个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