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厅中有一类不怎么起眼的展品——封泥，作为2000年前的遗物，封泥被重新发现和研究只有两百年的历史，而真正在博物馆中作为展品展示则是近三十年的事。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类古代泥巴文物——封泥，数量达1400余件。全国范围内的封泥数目没有统计，个人估计有上万枚。

封泥

1、秦封泥的故事

1995年夏天，位于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北的相家巷村的一位村民在农田中挖粪坑。而他挖坑没多久，却挖出许多不起眼的泥块，呈圆形，数量极多。起初村民没有在意，但当他拿起泥块仔细端详后却诧异的发现，圆坨坨泥块上居然刻有古代的文字。村民不敢怠慢，立刻联系文化保护部门，相关部门派出工作人员，对这些泥块进行考察。当专家看到从农田里挖出的泥块时，兴奋的说这是绝世珍宝，是研究秦朝珍贵的文物。

原来，这些都是秦代的“封泥”。

使用封泥的工具

所谓的封泥，是一种官印的印迹，为古代缄封简牍钤有印章以防私拆的信验物，其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一直沿用到唐朝。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

在纸张的使用流行前，古代的奏章主要也是竹简，用泥壳封住，防止奸人私自拆阅。考古队对相家巷村进行保护性发掘，在地下出土六千多件封泥，其历经战国时期秦国、秦始皇以及秦二世数代。

六千多件封泥也就意味着六千多件奏章，数量如此庞大的奏章全部掩埋在西安北郊，《汉书·刑法志》中也记载：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称决事，曰悬石之一。服虔曰：悬称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读文书，曰以百二十斤为程（相当于今天的30公斤）。”因此可以确信，此地正是秦朝都城所在，是秦始皇的办公地点。由于秦朝历史短暂，加上后世对于秦朝历史记载不免有些出入，因此这些封泥的出现弥补了秦朝文物的空白，对研究秦朝历史意义重大。

时隔不久，在北京琉璃街文物市场，发现有人在出售秦封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路东之先生不惜重金，收藏了其中的1000余枚，另有250余枚流入日本。

1996年12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周晓陆教授向秦俑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通报了这一重要消息，随后将之在该馆举办的学术演讲会上公布。尔后，部分封泥原件在西北大学亮相。按照国家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封泥“不论年代一律不出口”，当务之急是动员珍藏者将这些文物交给国家。

随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接受当地村民捐赠的700多枚秦封泥，经初步整理，秦封泥上显示的秦中央及地方官署及职员名称达300多个，成为“镇馆之宝”。

西安市文物局对原出土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又发现了部分秦封泥，总数达2000多枚。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文化价值之高，创中国印章史和中国封泥史之最。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认为，这批封泥的文字多而且比较完整，所涵的职官在相家巷封泥中具有代表性，品目较多，有若干职官也是此前各家藏品中没有的。印文中有中央官印100多种，丞相之印、郡县官印20多种，特设官6种。

封泥中前所未见的“郎中左田”“郎中西田”证明了秦时郎中令有管理公田之责。“造工”“铁兵工丞”“弩弓室”等封泥表明秦代工官系统复杂而且分工专门。“高栎苑丞”“橘府”“南郡府印”“蜀大府丞”等封泥都是此前未见的新品。

临淄新见战国两汉封泥展图录之一

2004年9月23日，南京艺兰斋美术馆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摸清了流入日本的秦封泥的去向，后日本收藏家太田博史将自己收藏的250枚秦封泥全部捐赠给南京艺兰斋美术馆，日本收藏家太田博史于2004年9月在北京，将他收藏的250枚秦代封泥捐赠给南京艺兰斋美术馆。

据专家鉴定，这批捐赠的封泥出土于陕西西安相家巷遗址，国宝封泥终于回归祖国。

（特别提一下太田博史，这位是日本收藏世家太田氏后裔，源于清和源氏，世居丹波国太田乡，故以太田为苗字，好像已经是神户大学副校长。）

2、古代印章遗迹

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历经数千年风雨而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印章是阴文，印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

古籍中封泥一般是用青泥，用以封缄文书﹑器皿的粘土，实际就是河岸边泥潭中的黏土，小时候玩过泥巴的朋友肯定知道，可塑性虽然不如橡皮泥，但是可以就地取材随便玩。

也就是说，这种古人封缄文书、信件、货物时盖有印章的泥团，材料便宜、容易获得，它始于东周，盛于秦汉。

依古制，官吏去官，须将原官印上交销毁。故存世古官印绝大多数是为殉葬而仿制的明器。所以封泥作为官方郑重颁发或私家日常使用印章的遗蜕，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封泥具有非同寻常的考古价值，还具有令人心旷神怡的艺术魅力。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

封泥最早记载于先秦文献，如《周礼》、《左传》中关于“玺之”、“玺书”等几处记载，应该在周朝就开始出现，封泥制度亦见于两汉文献。卫宏《旧汉仪》中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的记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建咸阳宫，其中一处名章台，秦始皇曾在这里“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于是，中央各公卿机关、全国各郡县的奏章便向这里源源汇集。一本奏章就是一捆竹简，作为当时的一种保密措施，上奏官员要将竹简捆好，并糊上泥团，再在泥上钤上自己的玺印，然后放在火上烧烤一下，封泥就变得干燥坚硬。

奏章被送到章台，值守吏要呈送秦始皇亲自验查，封泥完好，确未被奸人私拆偷阅，才敲掉泥封壳御览。这些泥巴封印因此有很多出土时是不完整的，而且因为仅仅就是烘干处理，而且拆封后封泥就没用了，因此封泥能够留存后世很不容易。魏晋以后，纸帛盛行，因而封泥之制渐废。到了隋唐以后，纸张盛行，替代了简牍，印色取代了泥，封泥丧失了它的社会功能而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封泥的正面是印文，背面有绳迹，形状不定，大多是不规则圆形，少数呈方形。由于施行封泥时，软泥入槽多少不一，正好填满方槽那就是方的，当然一般都会是不规则的圆形。秦汉时期的印章几乎全是凸起的阳文，就是因为阴文公章钤于泥土变为阳文，易于辨识。封泥与古玺相表里，它可以说是秦汉印章在泥上的“印蜕”实物。

经学者考证，现存的秦汉印章实物，多半是殉葬用的明器，并非那个时期的实用印章，它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都难以和实用印章相比。

而封泥则是由官方正式颁发的玺印，或者私家常用的玺印钤出的。因此封泥上的印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印章艺术的实际情况，无疑它是古代印章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不过，这种泥巴文物实在太不引人注目了，历代金石爱好者都热衷青铜器、石器，完全忽略了这种泥巴块。

封泥被使用了一千多年，隋唐以后不再出现，但实物的发现则是近二百年的事。

清道光二年1822年，四川农民挖山药时发现一批封泥，约百余。其中若干为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所得。吴荣光也得到6枚，1842年，他将其摹入《筠清馆金石》中，这是对封泥的最早著录。但当时人误以为这是“汉世印范子”，直到刘喜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下本注“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才为封泥正名，并于咸丰二年1852年《长安获古编》摹入西安所得“东郡太守章”、“同心国丞”等封泥30枚。对封泥使用的系统透彻研究始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

1913年，他帮助罗振玉辑成《齐鲁封泥集存》，对封泥的功用及价值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从此对封泥的编订与考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3、比较出名的封泥文物

临淄封泥：

临淄封泥的著录主要见于《铁云藏封泥》、《郑厂所藏封泥》、《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澄秋馆藏古封泥》、《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封泥存真》、《临淄封泥文字》、《封泥汇编》、《古封泥集成》、《秦封泥集》等。

临淄封泥

临淄封泥

这是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封泥。临淄是周代齐国国都，秦汉时，又是齐郡、青州治所和齐王都所在。往来简牍繁多。封泥为焚瘗牍检所遗。清末以来，临淄出土封泥数以千计。出土地点多在齐故城大城南部刘家寨一带。一坑出土封泥少则数枚，多则数十、百枚。学者认为这里原先为官署旧址。王献唐选临淄封泥454枚编辑成《临淄封泥文字叙目》。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罗振玉的《齐鲁封泥集存》等书，所集封泥，也多出自临淄。

马王堆軚侯家丞封泥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硬陶罐口部的封泥盒，封泥文字“軚侯家丞”。

軚侯家丞

居延右尉封泥

甘肃金塔县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封存文书的封泥，形成一个封泥盒，封泥文字“居延右尉”，是古人使用封泥形式的珍贵物证。

居延右尉封泥

封泥，不仅具有非同寻常的考古学术价值,更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它们的材质就是普通的泥巴，仅仅是简单的烘干处理，就能扛过数千年的风雨，一直留存到现今，堪称奇迹。在世界范围内，文化意义能和封泥文物类比的，保存年代还能超过封泥的，就只有两河流域古代楔形文字泥板了。

封泥和泥板，都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同样都是最廉价、最容易得到的泥巴所制作，连制作工艺都相近，这大概是历史的巧合了。当然，楔形文字泥板的起源时间更久远，使用时间更长一点，但两者都证明了：虽然是最不起眼的泥巴所制成，但只要有机会它们就能流芳百世。

楔形文字泥板

多说一句，总有人号称质疑楔形文字泥板的真伪，认为泥巴文物不可能保留千年，但这些出土的中外泥巴文物就在眼前，毫无疑问地在打脸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