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维持和平的长久或短暂,与对敌人的屠杀是成正比的”
这句话出自沙皇俄国名将斯科别列夫,他曾以血腥手段镇压了中亚各族的起义,绰号“中亚征服者”。
1877年爆发俄土战争,他被沙皇调往欧洲担任师长,指挥哥萨克骑兵部队在“诺沃战役”舍中大获全胜,打得土耳其军队节节败退。
歼灭土耳其精锐3万人,兵锋直逼伊斯坦布尔,斯科别列夫这一壮举为沙俄在谈判桌上赢得了关键的筹码。
1882年斯科别列夫去世之前,在弥留之际不忘奉劝他的参谋长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旦国家有事,但愿你永远不要担任司令官的职务,
因为你虽然会做出很好的计划,但却没有坚强的毅力把它执行到底。”
这个参谋长的名字叫做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
,他从年轻时就跟随
斯科别列夫南征北战,擅长制定作战计划,但是斯科别列夫去的临终遗言“一语成谶”。
22年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库罗帕特金被任命为远东陆军总司令,沙皇俄国引以为豪的陆军竟然被日军血洗,毫无还手之力,最后无奈惨败,库罗帕特金也因此被解职。
在日俄战争中,曾经在欧洲叱咤风云的俄国陆军究竟败在哪里?
今天当人们回顾日俄战争的时候,库罗帕特金作为沙皇俄国的陆军总司令,自然要为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他对此非常不服气,晚年专门写了一本关于日俄战争的书,试图还原“事情的原貌”,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黑锅注定是要他来背的。
但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创造历史的不是王侯将相,而是那个时代无名的人们,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把日俄战争的陆军的失败,归咎于库罗帕特金这种说法,就和日本胜利主要是因为明治天皇“英明神武”的论调一样扯淡。
库罗帕特金虽然比不上三国名将周瑜火烧赤壁,以弱胜强,力挽狂澜,但也绝不是扶不起的阿斗,将其称为“酒囊饭袋”真的有失偏颇,他确实是一个颇具能力的将领,
否则名将斯科别列夫会让一个这样的人当参谋长吗?
除了关注具体的关键人物之外,
沙俄高层在战略方面的失误是什么?背后相关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是什么?本文将从多个角度详细分析其来龙去脉。
沙俄的远东野望
可以这样说,整个19世纪,沙俄都在追求世界霸权,企图将自己变成一个世界性帝国,所以军队的战略都是以进攻性为主。
俄国总是觉得缓冲区面积太小的,这让周边国家寝食难安,“俄罗斯没有边界”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需要努力完成的目标,巅峰时期的沙皇俄国领土面积,占到了整个欧亚大陆的42%就是证据。
但事实上,整个远东军事战略中,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却是以防御为主的,从大清攫取利益的方式是“非军事”的,而且获得了巨大利益。
既然可以躺着赚钱,那又何必在远东大动干戈呢?但是俄国也意识到,日本在远东的崛起,迟早是一个麻烦。
所以在1891年,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俄国就开始修建了连通远东的西伯利亚铁路,此时尼古拉二世还是皇储。
除了经济层面的考虑之外,来自日本的威胁越来越明显,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13年后日俄战争爆发。
尽管俄国高层已经意识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但是骄傲的俄国人普遍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俄国强悍的陆军对付“落后”日本人绰绰有余。
在军事方面,
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虽然当俄国元气大伤,但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俄国内部的军事改革。
迪米特里·米柳京用义务兵制度取代了陈旧的募兵制,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也必须服兵役,俄国陆军不再是由贵族庄园内的农奴兵构成,他还将俄军的作战单位,从军团缩编成“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俄国陆军的反应速度。
所以,俄国在1877年爆发的俄土战争中,就一雪前耻,和当年克里米亚战争的颓势相比,效果异常明显,甚至一度差点拿下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这也侧面证明了米柳京的军事改革的正面作用,截至到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军一共有现役120-150万人,预备役则高达300万人。
在经济方面,
迪米特里·米柳京的弟弟小米柳京通过解放农奴的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重用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实行经济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只有战争是终极的考验,从纸面上来看,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前,
俄国对日本来说的确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对手,但是在远东地区是俄国的能力边界,胜负难料。
远东最大的威胁
正如著名的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那句名言一样,
“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俄国高层帝国了日本的野心和胆量,乐观的认为日本不敢单独挑起战争。
除非俄国在欧洲被卷入战争,所以在远东的兵力部署上过于薄弱,更确切的说是运输和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在远东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
沙皇俄国的主要兵力集中在欧洲东部和黑海地区,面对日本的军备竞赛,俄国只能通过逐渐增兵的办法来实现威慑。
1904年前,俄国在远东的驻军仅有12-15万人之间,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满洲里和旅顺港三个地区为驻军重心,驻军数量分别为4.5万、2.8万、2.5万,非常分散。
所以才会导致在战争开始初期,俄国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因为没有能力集结优势兵力主动出击,这样一来,擅长搞偷袭的日本就如鱼得水。
事实上日本在战前制定的作战计划,也验证了这一点,日本的间谍非常清楚俄国在远东的战略安排,而俄国对日本的真实意图知之甚少。
所以日军的作战的核心计划是,利用俄军兵力不足而且后勤跟不上的弱点,以偷袭的方式先歼灭俄军的太平洋舰队。
夺取黄海和日本海的制海权,在海军的掩护下,保障日本陆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登陆,攻占旅顺港。
再集中陆军主力,在俄国增援部队到达远东之前,在辽阳和奉天地区歼灭俄军,
这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计划,强调进攻。
这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作战计划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个日俄战争中,制海权变得非常重要。
日俄在远东制海权的较量
19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海军史上出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美国海军战略家,《海权论》的作者阿尔弗雷德.马汉,他的理论席卷整个欧洲,当然圣彼得堡也不例外。
俄国太平洋舰队创建之初,深受其理论影响,
为此建造了一系列远洋战列舰,比如1.1万吨排水量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级战列舰,虽然不是世界顶流,但是可以和当时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主力舰一争高下。
沙俄还通过强占旅顺港,当做其在远东的海军基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在远东扩张的野心,俄国太平洋舰队建立之初的战略目的就是,试图通过进攻来遏制任何敢于威胁俄国远东利益的国家,剑指日本。
因为当时西伯利亚铁路还没建好,俄国大规模调动陆军的难度很大,一旦日军在朝鲜半岛登陆,在欧洲的陆军调度很困难,一时半会很难进行支援。
所以在铁路修好之前,制海权就是生死线,俄国太平洋舰队只有稳住制海权,才能赢得战争,但是当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在战术上。
却要求太平洋舰队在战争中保存实力以防御为主,目的是牵制日本海军,这种想法对于陆军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本不适用于海军。
因为海军作战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御必须在海上进行,如果让敌方控制了制海权,那么在陆地上的防御工事就会变得形同虚设。
在敌方军舰的掩护下,可以选择任意地点掩护陆军登陆,所以来自海上的敌人,必须在海上进行防御,
而海上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但是如果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这个人,也是违背唯物史观的,因为从
客观条件来看,俄国海军是西方海军中最悲催的一个,也许没有之一。
因为在欧洲和黑海的出海口都是内海,通向四大洋都会被英国及其小弟卡脖子,这让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必须各自单挑。
当然太平洋舰队也是这样,地理上的阻隔,让俄国整个海军很难集中优势兵力给对手致命一击,三大舰队很难形成合力,而英国、美国、日本这样的海权国家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在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下,日本海军的优势就很明显。
除非太平洋舰队实力非常强,可以在海上碾压对手,但是鉴于当时俄国的经济实力,显然是无法支撑三大舰队开支的。
所以太平洋舰队的定位就非常尴尬,没有碾压日本海军的实力,所以选择防守,但是一旦选择防守,海军的优势就没有了。
这就好比玩《英雄联盟》一样,海军的角色就像刺客,从一开始就要浪起来,就算没钱买装备,也要以进攻和刺杀为目标。
就算死在攻击的路上,也万万不能当肉盾去用,在海洋上最好的防御就是歼灭对方,
制海权的争夺就是你死我活,赢家通吃,
但是对俄国陆军来说,防御却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俄国陆军的“战略尴尬”
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其实非常清楚,就远东那点兵力是不可能阻挡日军在朝鲜登陆的,当然也无法阻止其进攻辽东半岛,所以他制定的计划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拖”。
他计划以现有兵力进行防御,死撑6个月来争取时间,等待增援,然后再集结兵力发动反攻,库罗帕特金实际上是在憋大招,但是CD时间太长。
陆军防御的计划包括,不惜任何代价坚守旅顺要塞,以鸭绿江作为分水岭,阻止日军从朝鲜半岛北进,避免与日本陆军展开决战,通过骚扰日军后方,引诱其北上。
所以在库罗帕特金的计划中,海军的目的也不是进攻,而是配合陆军拖延时间,根据陆军的计划,俄国海军在主要目的是,以旅顺港作为基地,控制黄海和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而阻止日本陆军在朝鲜西海岸登陆,分散日本海军对主战场的注意即可。
但是这与海军强调的进攻性也是矛盾的,阿尔弗雷德.马汉的理论主要就是强调海军进攻的重要性,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对方的主力舰队,从而掌握制海权。
海军和陆军的最高统帅都没法给出对方一个合理的战略安排,完成海陆协同作战,并且为战争的胜利负责,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显然都不是帅才,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然而除了战略上的失策之外,俄国海军和陆军在作战上缺乏整体性,指挥链混乱也是非常致命的。
究竟该听谁的?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初,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制定了新作战计划书,对俄军在远东的部署进行了最后的调整,其中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成了关键。
俄军将以这条铁路为基础,将陆军在整个东北地区铺开,通过铁路将分散在各地的陆军基地连接起来,战争爆发后就可以互相支援,海军则以旅顺港为据点,进行防御。
这个计划遭到了远东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俄国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分散开来,就会让关键的战略要地兵力严重不足,
如果把大量的野战部队部署在南满方向,一旦日军攻下了位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国海军基地,那么这无疑是历史性的灾难。
所以库罗帕特金认为应该集中兵力做后退防御,用空间换时间,等到支援部队赶到之后,在集结兵力反击。
吊轨的是,这个方案阿列克谢耶夫并没有采纳,因为在他看来,陆军的战线一旦被拉长,就意味着旅顺会失守,从而丢掉黄海的制海权,作为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是不会放弃旅顺的,他对陆军也一窍不通。
他是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按照辈分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自然不会把库罗巴特金的方案放在眼里。
而库罗巴特金作为远东陆军总司令,曾跟随名将斯科别列夫久经沙场,陆军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但是更尴尬的是,库罗巴特金的作战方案必须经过彼得堡总司令部的审核,才能进行修改,最后虽然经过彼得堡方面的审核,原则上同意了库罗巴特金的意见,但是也向他表明了,俄国不能失去旅顺港。
说白了就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而阿列克谢耶夫凭着皇室血统可以直接无视,这种指挥链上的混乱,让俄国在远东的陆海协同作战化为泡影。
所以从陆军的角度来看,
从战争爆发开始,库罗巴特金就左右为难,如果他不靠近南满,那旅顺港必然失守,但如果保全旅顺港,就过于向南满方向深入。
日军从朝鲜登陆之后又会从其侧后截断退路,很难两全其美,这就导致他在指挥作战时,显得畏首畏尾。
从海军的视角来看,
本应积极进攻,却以防守为主,陆军要听海军指挥,阿列克谢耶夫既不懂陆军,又无法发挥海军的优势,选择消极防御。
就像一个出肉装的刺客瞎带节奏,前期不去削射手和法师,专挑坦克下手,杀又杀不死,关键他还是队长,都要听他的,你说气不气人?
除了海陆无法有效的协同,指挥链混乱等战略问题之外,在物质上的供应也是俄国失败的一个原因,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时,西伯利亚铁路还没有修好,这就导致俄国军队经常缺炮少弹,所以士气极其低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库罗帕特金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得不在机枪很少,没有足够炮弹的情况下尽力战斗,一个士兵一天只有1俄磅的肉,和生了虫子的面包,食物中毒现象时有发生,生病了没有药物,冬天需要棉衣,后勤部门送来的却是夏天的雨衣,他的日记中充满绝望的语气。
所以导致俄国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勤拉跨,严重的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但从本质上来看,是沙皇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出现了问题,二者相互作用,原因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沙皇俄国虽然发展的是资本主义,但是产业类型主要是农业,工业基础设施相对西方国家是薄弱的,与资本主义工业国相比缺乏竞争力。
沙皇政权是一个专制制度,腐败、官僚主义横行,俄国贵族拥有大片土地,能够以税收和地租的形式从底层农民手中榨取巨额资金。
这意味着国家的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普通平民消费能力薄弱,国内的消费市场内需不足,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战争最后拼的就是工业体系和经济能力。
当时的日本经济也出现了问题,但是甲午战争之后的巨额赔款,被用于大力发展海军,从而拉动了日本的钢铁和造船产业发展,再加上地理位置很近,让日军的后勤得到的保障。
第二:经济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在日俄战争之前,沙皇俄国的政局动荡,上层的贵族不断对底层农民进行剥削压迫,导致人民对政府制度的不满。
开始迫切的建立更民主的制度,此时潜伏在俄国的日本间谍明石元二郎看准时机,申请了100万日元的活动经费,用于资助俄国内部起义。
1905年,在彼得堡发生的”星期日惨案”和波将金号哗变等一系列活动,都可以找到他的身影,
在明石元二郎的推波助澜之下,俄国各地纷纷展开了反对沙皇的起义活动,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和暴动。
为此沙皇被迫放弃调动前往远东对日作战的部队,转而对其进行镇压,搞得俄国政局动荡,内部分裂,让战局优势向日本倾倒,所以沙皇俄国算的上是内忧外患。
第三,俄国的战争融资不如日本,为了打赢日俄战争,日本开始到处借钱,美国犹太巨富雅各布.希夫向日本提供2.1亿美元的战争贷款,
利息高到10%。
在英国的帮助下,一共向日本提供了折合2亿美元的贷款,其中日本明治政府通过英国汇丰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在伦敦金融市场发售了1000万英镑债券,相当于0.5亿美元。
英国动员了其在国际舆论与资本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力,为日本摇旗呐喊、竭力鼓吹。在发债当日,日本发行的战争债券被炒得像热门马票一样。
最终的认购款竟然达到了借款额的5倍,完全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期,在英国资本的推动下,美国金融界对日的贷款的利率下降到了6%。
日本在战争期间,筹集到了8亿多日元的战争贷款,用在了投资军事装备和兵力的扩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巴林银行组织法国财团,向沙皇俄国提供了折合1,600万英镑的战争贷款,折合约0.9亿美元,利率最高不超过3%。
所以日俄战争不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较量,还牵扯到战争的融资能力,英国、美国的资本家在全球金融领域对战争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引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张文木教授的话,“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
在日俄战争之前,沙皇俄国的战略是建立“海陆并强”的世界性帝国,然而基于其自身的地缘条件,要建立一个海权强国已经超出了能力极限,所以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战略终究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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