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明朝时期，明帝对藩王形象的预设，有何不同之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不同时期的帝王需要不同形象的宗藩。洪武时期朱元璋需要横刀立马的宗藩。建文时期，诸王的军事实力日益膨胀，这时建文帝需要可以控制的宗藩。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削藩活动。明代分封制度由是向内收缩，诸王的政治、军事权力逐渐被夺除。

建文帝分别将周王、齐王、代王、岷王、湘王或圈禁、或废除。明成祖即位后进一步解除诸王的兵权，限制藩王的各项权力，藩禁政策由之而来。他表面以亲亲之义对诸王大番赏赐，对诸王施以恩德，实则暗地限制、约束藩王权力，使诸藩远离朝堂，构不成对皇权的威胁。为了防止王府干预有司，永乐朝时，王府由诸王自建。

永乐元年（1403）夏四月，楚王朱桢奏请修建王府，成祖以年岁歉收，民生不安婉拒：“别来恒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于贤弟岂有吝惜意，俟民安岁丰，然后量拨军民为之，如此公私两利矣。贤弟又云欲令左护卫军屯种以赡岁用，正合成法，且见虑远之意，宜早图之。”

明宣宗进一步削藩，加强了对诸王的监视。

宣德五年（1430）楚王朱孟烷派遣仪宾魏宁、长史杨振向宣宗说明，楚府三护卫愿意自留一卫护卫楚府安宁，其余二卫请归朝廷所有。

宣宗听闻以后，赏赐了魏宁、杨振，派遣新建伯李玉、都督任礼将赐书交给楚王朱孟烷，说：“叔自嗣封以来，安分守礼，恪遵先王之训，朕所素知，比虽有小人告府中事，盖已灼知其妄，故置不问。

朕承祖宗大位，笃念宗亲，惟务保全，岂彼奸邪所能离间？今得奏，尤见叔深存远虑，欲杜后来谗邪之口，朕思之至再，故勉从所言，特遣新建伯李玉、都督任礼、侍郎柴车贵书奉复，任叔选留一卫，有不足者听于二卫中选择补足，其余调来北京备用，以顺承雅意。”

然后将楚府护卫从武昌中护卫改为武昌护卫，武昌左护卫调遣到东昌，改为东昌卫，右护卫调遣到徐州，改为徐州左卫。

巧妙地以亲亲之义革除了楚府两护卫，削弱了楚王的军事力量。由此可见，洪武朝以后，明代皇帝对诸王的形象预设为不成大事，服从君主，依附皇权之辈。此时有明诸藩才渐渐发展为“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形象。楚藩的形象也逐渐向洪武后明代帝王的预期靠拢。

明代帝王预设了藩王形象，并按照其预设对宗藩形象加以建构并塑造。形象建构的前提有赖于形象的定位。所谓形象定位，就是“找出并确定形象主体在相关观众心目中区别于其他形象主体的形象特色或个性”。

第一代楚王朱桢对自己藩王的形象定位得十分精准，并以十分清晰的认知对楚藩的形象积极经营。在楚王朱桢良好形象的发端下，从庄王到端王对楚藩的形象加以维护、打造，提升了楚藩的声誉。

楚王朱桢对楚藩形象的构建

楚王朱桢为太祖第六子。出生时恰逢捷报传至，武昌平定，太祖高兴地许诺待楚王朱桢长大，就将武昌分封给他。在就藩武昌之前，楚王朱桢需按照皇子的要求在皇宫里学习儒家经典，藩王之道。朱元璋时常教授诸王持节之道、用人之道、为政之道。楚王朱桢天性端重，幼而喜学，受朱元璋喜爱。

楚王朱桢深知朱元璋建国不易，在面临蛮族叛乱，国有危难之时，他主动请缨作战，替父解忧。就藩武昌后，他谨遵祖训，遵守法度，发挥藩王之道将楚国治理德蒸蒸日上。“既至惓惓，奉祖训，率礼度，留心典籍，靡他嗜好。书十事座侧，日夕自警。恭慎俭约，恒在省已，直言讨论，听纳如流。鉴前古藩王之失，府中官属皆出廷授，未尝外通宾客，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皆称曰贤王。”

朱元璋给予诸王军事权力，捍卫边疆，巩固内陆。楚王朱桢就多次领兵征战，镇抚地方，藩屏王室。在蛮夷生乱起事之时，楚王朱桢主动请战。

朱元璋非常高兴，说：“近蛮倡乱，尔能与民同忧，率护卫军马亲征之，岂不称贤王哉。”

朱元璋赋予诸王政治权力，楚王朱桢就爱惜国人，安民济世，使自己成为贤王。但并不是所有藩王都如楚王朱桢一般贤能。“如周（王），无所不为，说不能尽。为非之甚者，夺生员颜钝已定亲，至今不还。齐（王）擅将民间女子入宫，不用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外来。潭（王）一千鞭打死典簿一员，铁骨朵打死典仗一员。鲁（王）至无礼，其妃当凌迟处死，合当凌迟信国公女（指鲁王妃汤氏）。”

周王、齐王、潭王鲁王都曾发生作奸犯科之事，楚藩之贤在与其他藩王的对比下更显可贵。

楚王朱桢在朱元璋期望诸王兄友弟恭时，还主动贡献军马替兄长成祖排忧解难。由此可见，在明朝初期，楚王朱桢在积极经营自己的形象，他的形象也符合朱元璋的预设。

庄王到端王对楚藩形象的维护

宗藩的政治、军事权力逐渐被剥夺的情况，朝廷对宗藩的活动严加防范。在这种环境下，藩王只能小心翼翼，谨言慎行方可保得爵位。楚王朱桢对形势的认知十分准确，楚藩要实现有效的生存发展，必需要精心定位、塑造、传播、维护自己的形象。

因此，从庄王（第二代）到端王（第六代）都按照楚王朱桢的遗训，维护了楚藩效忠朝廷，保国守成的形象。“一再传孟烷、季堄，文行可观。”端王朱荣?审时度势，积极奉行朝廷政策，“八年准周礼，请建五庙以奉先。祭器礼仪，取式文庙。天子遣行人致祭，贤是举也。天子雅重王，宠赉特异。十年，颁少微《资政通鉴》《大明会典》诸书。”

又刻书、献书多次：嘉靖元年（1522）三月，刻《文献通考》一部，献于世宗。嘉靖六年（1528）刻献《恩纪含春诗集》，嘉靖七年（1523）刻献《明伦大典》。

嘉靖九年（1525）三月献《大学衍义》。世宗于对此非常赞赏，于嘉靖五年答谢端王。

楚藩在楚王的治理下，贤能之辈迭出，其中通山王、通城王最具有代表性，但到了愍王朱显榕（第七代）时，楚王的形象出现了逆转。愍王朱显榕纵容楚藩显休欺压同宗，楚藩出现了内斗。建文朝以后，明代帝王十分忌惮藩王拥有军事力量，而显榕被端王女婿沈宝引诱，误设水戏，世宗大怒。“抚臣具言显榕居丧能守节，宝（指沈宝）坐诬，削为民。”楚藩形象临近崩塌。

楚藩形象的崩塌

楚藩形象的崩塌，其原因是复杂的。形象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影响形象的生成。愍王朱显榕的个人品质不如前几代楚王，又受群小撺掇，导致了楚藩形象的崩塌。学者雷炳严认为，明代宗室的问题显示了分封制度的落后性以及所暴露的种种问题，两者联系紧密，影响了宗藩地位的演变。

显榕的昏庸无能让楚藩逐渐对楚王的治理能力存疑，楚王的地位下降。这对楚藩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此后楚藩贤能的现象便再也无法复刻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代宗藩糜事不为，骄矜自负，确实一无是处。然而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此番形象。宗藩们也曾忠心谋国，但诸多因素使得他们的形象偏离了预设轨道。从愍王朱显榕被仪宾沈宝诓骗误设水戏，便可以看出愍王朱显榕（第七代）的粗枝大叶，远不如庄王朱孟烷（第二代）、宪王朱季堄（第三代）和端王朱荣（第六代）那样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

古人言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愍王的不良影响下，楚藩也多半是流氓恶棍嘴脸。

楚藩发展到愍王时期，上至亲王、郡王，下至将军、仪宾，都出现了形象塌方的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崇阳王显休、奉国将军荣缙、中尉英熽等人，抢夺仪宾刘贵的财物，并群击通成王，显休被罚俸一年、荣缙等被罚俸半年，英熽等也被处罚。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通山王府辅国中尉朱英?打伤叔祖，被发往凤阳高墙监禁。嘉靖二十八（1549）年四月，楚藩又发生一件惊天大事，崇阳王朱显休、奉国将军朱荣湑、镇国中尉朱显榉三人竟然联合起来，将奉国将军朱显桍击杀，这种萧墙之祸接二连三的出现在楚藩，堪称骇人听闻。明世宗的震怒可想而知，朱显休因为是首犯，所以被下旨赐死，朱荣湑和朱显榉等人虽未获死罪，但是被永远禁锢高墙。

由此可见，楚藩同宗内斗极为严重，楚藩形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崩塌事实，堪称不堪入目，社会影响极坏。此时，愍王以前楚藩树立的正面形象轰然倒塌，完全与明代皇帝和楚王朱桢对其子孙形象的预设和经营不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