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这套制度，只要皇帝愿意，完全都可以把文官宦官外戚压的死死的。

明朝就不说洪武永乐这些创业的了，嘉靖是中期皇帝了，他有没有把所有人压的死死的？崇祯是末代君主了，他一辈子压的死不死？嗯，物理上都能把众多大臣压死。

这些皇帝有什么共性？年长、勤政。

明清制度下，只要皇帝是有执政能力的成年人，又愿意勤政的话，执政质量不敢说，但完全压死各派势力一点问题都没有。

相反，清朝皇帝如果满足不了这点，权力也会被别人把控。比如顺治、康熙幼年时期，权力就被藩王或权臣把控。只不过二人年长后又夺回来了。之后哪怕嘉道咸这几个皇帝，执政能力虽然一般，但确实算得上勤政，自然权力就能拿在自己手里。

明朝真正问题是，中期开始皇帝勤政率太低，而一般人又不可能具备嘉靖那种不勤政也控制住大家的能力。所以当皇帝不想干活时候，让内廷代劳，宦官自然权大；主意让外廷拿得多，自然文官权大。权力永远没有真空，你不干，别人就拿走了。

明清这种制度的优点是皇权不易旁落，缺点是所有任务其实都压给皇帝本人了。皇帝等于董事长兼总经理，凡事必须亲力亲为。当皇帝愿意勤政，那就能大权在握；当不愿意勤政，就会实际上让渡大量权力给各类臣子了。这种让渡多了，某一类臣子权力过大，就会让皇帝想压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压了。

清朝皇权集中是因为自康熙亲政开始，连续五代皇帝全部是上一代皇帝合法的继承人，全部都是壮年继位，老年去世，身体健康，执政时间长而且参与政治的热情非常高，在这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里，清朝的君主始终在行使权力，这种情况下皇权是不可能差劲的。

而明朝是什么情况呢？

正德帝朱厚照，14岁继位，30岁去世，绝嗣。

嘉靖帝朱厚熜属于藩王入继大统，继位时只有14岁，所以嘉靖朝前期权臣，文官把持了朝政，但是嘉靖帝成年之后皇权就压倒一切了。

隆庆帝朱载坖身体不行，对政权参与度不高，在位六年便去世。

万历帝朱翊钧9岁继位，所以权臣把持了万历朝前期的朝政，万历成年之后，权臣基本上就影响不到皇权了，但是万历的身体有毛病，对政权的参与度不高。

泰昌帝朱常洛，在位29天去世。

天启帝朱由校，15岁继位，22岁去世，所以天启朝前期东林党势大，后期宦官专权。

崇祯帝朱由检，16岁继位，基本没有任何执政能力，驾驭处理不了明朝后期复杂的局势。

晚明政局混乱，文臣、宦官势大其实和皇帝过于年轻有很大的关系，像崇祯、天启在上中学的年龄便继承大统，和一帮自己爷爷辈的大臣勾心斗角，能有好结果就见鬼了。

中央组织架构中最重要的便是决策权，也是最难进行权力划分的，即“皇权同相权之争”。明成祖希望依靠内廷增加皇帝权威，和内阁共同决策，使君权被推高，而将内阁变成建议和执行机构，且由于废除了丞相，变成“一盘散沙”——仅仅是理论上的。

皇权同相权之争是缠绕整个华夏历史的梦魇，随着皇帝和宰相能力的相互变迁，皇权和相权交替执掌朝政，而每次更换都是腥风血雨。而削弱皇权，加强文官系统的权力，便能有效防止历史上最常见的“暴君”问题出现。明朝诸帝的例子证明，皇权的传承完全可以形成极其严格的制度，确保为国家而不是一家一姓服务。

明朝的皇权虽然被太祖和成祖“人为”加强，但由于国家太大、人民太多、事务比历史上其他朝代都繁杂，因而形成了同样庞大的文官集团势力，使明帝同“连杀士大夫权力都没有的宋朝‘官家’（连帝都不称）”一样，成了皇帝实权最小的朝代——注意是实权，而不是名义上的权力。

皇帝这个位子一旦不是秦皇汉武那种“香饽饽”，惦记的人便也少了——当文官也能传承权力延续家族，风险也不比皇室大，为何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争这个位子？即便对于皇室来说，当皇帝跟当宗室也相差不大，因此，除了燕王朱棣被逼迫起兵、安化王朱寘鐇因刘瑾乱政起兵以外，终明一朝，只有宁王朱宸濠是因为个人野心起兵夺位的，比除宋朝外的任何一朝皇权更迭、藩王叛乱都少。而宗法制的传承，在明代也达到了近乎极致——皇权的更替基本上有了准绳。

宗法制，是儒家提倡的历代国君传位“金典”，确保了每一任国君的名正言顺，而该制度的实施除了需要天下人形成共同理念——即皇位一定是他们家的，且必须这么传，否则便是乱臣贼子——也需要削弱皇权，使其失去“香饽饽”的诱惑力，避免野心家铤而走险。

明代自太祖逝世后，共历经建文帝、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天顺）、代宗（景泰）、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思宗（崇祯）15帝，除建文帝、成祖朱棣和景泰帝朱祁钰外，其余12帝均是完全按照宗法制严格传承的长子（本书中夭折的、去世的都不算顺位）。建文帝乃皇长孙，而成祖靠靖难强行上位、代宗上位则为瓦剌人兵临城下时的权宜之计（且英宗刚刚葬送明军主力，实在不敢让他的幼子按顺序即位，恐军心崩溃），均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

宗法制的顺位传承使明朝几乎很少有高层倾轧导致的全国性灾难，确保了每一代的最高权力（名义上的）顺利延续。而相反的，某种意义上，明朝所有的灾难都是源自宗法制被破坏：

太祖朱元璋自太子朱标死后，竟立长孙为皇太孙继承人（他此时还有不少儿子），埋下了靖难之祸的伏笔。而成祖虽是老四，但在老大老二老三均在太祖之前逝世的情况下，反而成为了宗法制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后世说成祖“奉天靖难”是受到建文帝和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削藩逼迫，但其中，是否有成祖本人认定“即位的本该是老子”的心理作祟呢？不得而知。

英宗朱祁镇“北狩”以后，出于权宜之计，其弟朱祁钰成为新帝，依靠年长君主应对亡国危机，太子朱见深未按顺序即位。虽然效果不错，靠着于谦等一干人才的谋划渡过了危机，但也埋下了“白龙鱼服”和“夺门之变”的祸根，最终“南宫为正主”，景泰帝大概率死于英宗之手。

嘉靖朝，宗法制终于显露出些许问题——仅仅是些许而已。对于动辄一大堆儿子的古代人来说，皇室子嗣（男丁）断绝几乎不可想象，但偏偏发生在武宗朝——孝宗朱祐樘由于一生仅一位妻子、一位儿子，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模范好皇帝”，但这位“好儿子”武宗朱厚照却并没有生出儿子……

问题麻烦了。

理论上，按照宗法制，若皇帝死后没儿子，则应由顺位的弟弟（即上一任老皇帝事实上的长子）即位，称为“兄终弟及”，但……老皇帝也没其他儿子了！

那也简单，找“老老皇帝”的孙子不就结了？宗法制也是这么要求的——先保后君嗣，再依照顺位保先君嗣。明朝廷选了武宗的爷爷、宪宗朱见深在世之长孙——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朱厚熜即位。问题来了，兴献王朱祐杬算不算皇帝？

很难啊！算的话，中间隔了一个小辈儿武宗；不算的话，世宗朱厚熜（嘉靖帝）又成了“孙辈即位”，跟建文帝一样了……嘉靖帝最终通过暴力迫使大臣们屈服，自己则由于“大议礼事件”变得同文官集团疏离，最终酿成“严嵩乱政”、“庚戌之变”等恶劣后果。这也算是宗法制留的一个小尾巴带来的插曲。

万历朝，由于万历帝朱翊钧宠爱郑贵妃，偏爱其所生次子福王朱常洵，希望废长立幼，于是同文官集团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期间引发了“万历怠政”，皇帝为同文官们斗争，数十年不上朝，文官也几乎停止任命；同时，夺嫡之争极大地影响了皇太子朱常洛的身心健康，以至于即位成为光宗泰昌帝后一个月即病逝，成为中国史上在位最短的皇帝之一；此外，还恶劣了朝鲜藩国对明朝的观感（朝鲜王光海君便是次子，即位前由于涉及敏感的“长幼之争”，引发明廷文官系统抵制，致使朝鲜对明不满），间接影响了萨尔浒之战结局（刘綎东路军仅获得光海君支援的1万朝鲜军，因兵力、给养不足而覆灭）和明金战争形势。

最终，明朝的覆亡同样与东林诸“君子”肆意妄为破坏宗法制、颠覆即位顺序有着最直接关系。崇祯帝殉国后，由于天启、崇祯兄弟俩是老爹泰昌帝朱常洛唯一的儿子，因此，泰昌系已事实断绝（崇祯帝的儿子们失陷在北方下落不明）的情况下，由“爷爷的孙子”，即万历帝朱翊钧存世的长孙——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即位，便顺理成章。但是，在此前的夺嫡之争中站队太子（即光宗）的东林诸公不希望看到郑贵妃的后代即位，怕遭受清算，为了他们自身的私利，在北方半壁沦陷、国家危急存亡之时，诸“君子”公然破坏宗法制，拥立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明神宗之侄）为帝，欲强行将神宗系绝嗣，失败后又百般刁难新成立的南明政权，不断诋毁弘光帝的统治，最终竟联络外兵（左良玉）攻击南京朝廷，在大敌压境之时悍然发动大规模内讧！最终，两败俱伤的左良玉和南明防线江北四镇双双崩溃，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明朝的先进经验和惨烈教训，告诉了世人解决方案，即——限制皇权，降低其诱惑力，再用严格的、更加具体的祖制——宗法制限制皇权传承。

限制皇帝那几乎“无限”的权力，带来的诸多好处毋庸置疑——杜绝暴君降临、减轻骄奢淫逸、纠正错误决策、确保大臣们和人民生命安全等，都对国家有利。害处吗……基本上全是皇帝自己的——不能为所欲为、“丰亨豫大”只是一方面，在一定情形下，其继承权乃至生命安全甚至会受到威胁，才是世界史上历代君王将君权设计成“神授”，给予无限权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只要能够在制度上（完善的宗法制）、观念上（“万世一系”）确保王位传承，确保皇帝和皇室的生命健康和一定的富足，什么“天人合一”、“君君臣臣”之类加剧国王无限权力的设计则完全不需要使用。

限制皇权的集中表现，便是文官集团话语权的扩大，以及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集体性。惜哉，下一个朝代的特殊性导致了皇权反而更加集中而不是分散，明末数千万人的生命凝结成的宝贵经验被弃如敝履，并直接将中国带入了近代那个落后、屈辱、血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