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地区“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在汉至隋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正是因为其过渡地带的地理位置，促使其历史发展带有曲折性和激进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时代特色表现在地域社会群体上呈现的是鲜明的社会风气差异。

江淮地区的社会风气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由西汉“轻死易发”之风，在东汉全社会性的“尊经崇儒”风潮下，经由地方循吏改良生产、“革俗变礼”举措后逐渐呈现“明德尚学，六合同风”的面貌。

第二阶段：东汉中后期政衰俗弊，盗匪横行，江淮地区局势开始混乱，至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以前，江淮地区因长期作为分裂政权冲突的前沿地带。

加之存在大量南迁人口和民族冲突，地区局势复杂，这一时段内江淮地区的社会风气“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日益勇悍。

第三阶段：隋统一以后，社会渐趋稳定。

隋文帝及隋炀帝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儒学发展，厉俗敦风，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善。

由于杨广发迹于江都，带动了江淮地区社会文化宗教的发展，加之大运河的开凿促使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

此时的江淮地区社会风气呈现“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的面貌，至隋末社会群雄再次揭竿而起时，江淮地区反抗力量不强，也未恢复原有尚武之风。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江淮地区社会风气的发展，与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相关，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的作用对于社会风气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作用，这三者可以称之为社会风气改善的共同因素。

此外，江淮地区以其独特的地域属性和传统文化，社会风气的演变存在着地方的特色性，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文化内核。

由此，可以概括出如下四个社会风气发展的特征：

一为社会风气与政治联系的紧密性：社会风气在发展过程中与政治活动的互动联系紧密。

从汉到隋，江淮地区与政治的联系经由从政治边缘地带到前沿地带的演变，促使江淮地区对于不同时期政治需求的反映存在差异，导致社会风气的变化存在快慢之分。

有关社会风气改善的相关举措，多与教化相关，实际上又带有浓厚的政治性。

朝廷多委任地方官进行，而地方循吏多以言行感化、建立学校、树立典型、行政干预等方式完成，其根本意义在于维护政权的稳定性。

因此，江淮地区在实际过程中教化推行的愈发成功，则愈表明与中央政治联系紧密性的加强。

二为地方社会风气发展的差异性：

从江淮地区的文化构成来看，从汉至隋多种文化并存，区域文化呈现多样性，促使社会风气也存在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统一的社会中，维护统治的地方行政属性增强，施行教化、移风易俗方面的措施得到了很好的施行，社会风气得以改善，在文化上呈现南北融合的局面；

而伴随着战乱再起与政局分裂，江淮地区作为军事缓冲地带，文化发展停滞，强化地域文化传统中的尚武风气。

江淮地区范围广阔，区域内部社会风气的发展也存在些许不同，由于地形的原因，在战乱多发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江淮西部大别山区受战乱影响较弱，其尚武之风多受山野生活习性的影响，而东部地区则受常年战乱和流民帅活动的影响。

至隋末民变时，江淮西部地区仍有少量叛乱势力，但东部几乎无叛乱起，可以表明在社会风气的演进过程中，区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

三为经济发展对社会风气的促进性：

从汉至隋是江淮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高峰期，六朝时期因战乱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在社会稳定的时代，江淮地区的经济推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善，由原本的“无积聚而多贫”发展为“俗好商贾，不事农桑”。

四为人口迁徙引发社会风气的融合性：

江淮地区人口构成复杂，可以说江淮文化是原住民与移民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共同形成的。

早期吴人、楚人融合，至秦汉时越人迁徙至此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南迁并滞留江淮，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也影响了地区的社会风气。

因此，“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交融和扩展的过程”。

汉至隋四百余年江淮社会风气的变化反复过程表明，在统一的社会中，江淮地区发展生产、推行教化、移风易俗的措施得到了很好的施行，社会风气渐趋于礼，且因其南北交融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反映在文化上呈现南北融合的局面；

而伴随着战乱再起与政局分裂，江淮地区也因江淮之险两岸战争不断，原本改善的社会风气会再度向尚武的方向发展，文化发展停滞。

“就每一个风俗而言，它无疑是零散的；就整体风俗而言，它又是一个拥有复杂联系和内在一致的系统。”

社会风气与政治实践的互动联系表现在江淮地区尤为明显，政局的变动、军事格局的变化、政策诏令的颁布以及地方官员推行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其结果都会在地区社会风气上予以体现。

而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的活动也会影响地区社会风气的变化。

社会风气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战乱时因国土变更、民人迁移而变，和平时因政府治理、经济发展而变。

往往乱时尚武之风形成迅速，而社会风气由武向尚文的转变则较为缓慢，所谓“武力拓边收效骤，而文教之兴见效缓”

正是此理。“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

在朝廷促进社会风气改善的举措中也能发现一些共性：强调推行教化，礼法并行，礼乐并重，上行下效，通过学校教育与循吏施政进行完成。

以上措施只有在社会稳定时方能得到有效实施，这也是在统一时代措施能够得以有效推行的原因。

将视野从江淮地区移至全国其他各区域，我们会发现其社会风气于汉至隋之间基本上都因社会的变革和更替而产生变化，总体趋势与江淮地区略同。

但因涉及具体的人群和文化构成会存在地域差异，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社会风气实际上只是对某一地区社会面貌的总体性概括，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表现出文化上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