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一个国家事业发展很不均衡的国家，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可以说达到了封建时代最繁荣的鼎盛程度，算得上巨人，但军事和外交的发展却很逊色，最终造成了富国也挨打的局面。之所以，两宋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状况，原因是复杂的，但有很多声音都认为是赵匡胤定下的“重文轻武”的祖训造成的。其实不然，北宋对军队建设是重视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重视，可以说正是北宋统治者重视大劲儿了，才会出现后来的北宋军队打不赢的窘况。

北宋建国初，赵匡胤由于深知武人过度掌兵对国家的祸患巨大，所以，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实行“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制度。北宋的二司、三衙是直接管辖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枢密即枢密院，有正副二使，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统全国禁兵和厢兵，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地位低于枢密院长官。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此举虽有效遏制了武人过度掌兵的弊病，却留下了战斗力直线下滑的毒瘤。

北宋军队主要有禁军、厢军、乡兵，在边境地区还有蕃兵等。

提到北宋禁军，人们都能想起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事迹，其实，北宋历史上还真曾有过八十万禁军的时候，但那是宋仁宗时期。禁军是北宋的正规军，被称为“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宋太祖创禁军更戍法，轮流更戍他地，实行“居中驭外”的管制体制，禁军除驻京师外，还分别到边地或冲要地方戍守，一二年轮换一次，既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劳苦，又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以防止武装割据或拥兵叛上。宋初，禁军较少，宋太祖将各地地方兵的精锐收编为禁军，仁宗时多达80多万，大多分屯北方，只有很少一部分驻在南方。禁军分为上、中、下三等，殿前司的捧日（马军）、天武（步军），侍卫马军司的龙卫，侍卫步军司的神卫，称为上四军，殿前司的诸班、直从上四军中选补。北宋实行募兵制，家属居住在军营内，禁军更戍分为屯驻禁军、驻泊禁军与就粮禁军。

宋代禁军的编制大体沿袭五代军制，也在军号（如龙卫等）下设左、右厢，厢下设军，军多者以第一、二编序号，各级长官均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军下为指挥，指挥为基层单位，长官为指挥使、副指挥使。每一指挥规定步军为500人、马军400人，但实际上往往少于此数，有的甚至不到300人。指挥下为都，每都为百人，长官马军为军使、副兵马使，步军为都头、副都头，其下均设十将、将、虞候等，军士面上也刺军号名。另一方面，禁兵的给养按规定较优厚，月俸分等发给，年节有赏，大典有赐，行军另有行装钱等。但由于有的禁兵有妻室随营，另加军吏克扣严重，禁兵生活都很困苦，特别是社会地位低下，深受将校欺凌和虐待的事件常有发生，以致常常发生兵变。

厢兵名义上也是一种常备兵，实际上是一支专任劳役的队伍。它分属各州和某些中央机构，“内总于侍卫司”(《宋史兵志》)。其组织编制大体如禁兵，给养比禁兵低，主要担负筑城、修路、运输等杂役，多不训练和校阅。

乡兵亦称民兵，有的称强壮、弓箭手、土兵、果毅等，是不脱离生产、农隙集结训练的民众武装，以按户选、抽的壮丁或募集的土人组成。其组织编制，各地极不统一，有的设指挥、都等，有的设甲、队等。乡兵服习水土，有的战斗力较强。朝廷遇有边事紧急，也徵发乡兵出战，并发口粮和酱菜钱。乡兵有的还可转为禁兵。

蕃兵是由北、西北边境少数民族组成的武装。在西南边境还有砦兵、峒丁等，任务主要是边境戍守。组织编制因部落而异，常见的有部族、姓、小姓等。朝廷对其首领区分不同等级给予钱粮、衣服和土地，对士兵也偶有赏赐。蕃兵、砦兵等熟习边情，勇悍善战。

北宋神宗时，王安石等人曾推行新法，在军事制度方面主要有保甲法、保马法和将兵法。保甲法规定10家(后改为5家)为1保，5保为1大保，10大保为1都保，“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宋史王安石传》)，农隙教战。保马法，即与保甲法相配合的牧养军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由官府给予马匹，或按市价发钱自买，每户养1—2匹，免一定赋役，马匹如有死病等情须补偿。将兵法，即改变原来的“更戍制”，在全国重要军事地区置将统兵，平时就地训练，战时接受调遣，“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宋史兵志》)。新法初行，颇见成效，但推行不久，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而被废止。

北宋统治者费尽心机制定兵制，目的无外乎是想“即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俯首贴耳”。但事实上是事与愿违的，无论什么样的军队都需要用战争和磨练去洗礼，还要任用确有军事才能的将才去引领，否则只能是外强中干的花架子，外族侵略者冲上来时，他们只能是一碰就倒，或一碰就坏的纸老虎。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越是富裕发展的和平年代，军队是越需要磨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