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世界粮价简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一下现代社会粮价普遍较低的深层原因，人类的历史从南方古猿开始算，大约有300万年至400万年的时间，南方古猿能够制造工具，并直立行走，被认为是最早的人，人类在这三四百万年的时间内，获取食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是采集食物，第二是生产食物，前者主要通过采集和狩猎获得，这从本质上来讲，与动物获得食物的方式并无区别，这个历史过程持续了300万年前至400万年的时间，后者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获得，即通过种植农作物与饲养牲畜的方式获取食物，人类发明农业的时间不过才一万年，我们有99%的时间是通过采集和狩猎的方式获得食物的，只有不到1%的时间，是通过农业获得的。迄今为止，人类依然不能制造食物，我们只是食物的生产者，并不是食物的制造者，我们能制造出原子弹，甚至可以登陆月球、火星，但是，却无法制造出食物，因此，人类的农业生产，是受自然条件制约的，这也是农业产值远远低于工业产值，农业收入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收入的原因。

第一：种田还是不种田？

人类发明农业的时间大约是在1万多年前，公元前9500年至公元前8500年，在西亚地区，小麦被驯化，中国湖南省的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距今约1.4万年至1.8万年，人类种植小麦和水稻，首先始于采集野生的小麦和水稻，西亚位于地中海气候区，这里分布有大量的野生小麦，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分布有大量的沼泽和滩涂，在沼泽和滩涂中分布有野生水稻。采集大片的野生水稻和小麦，能够使得获得的食物量剧增，而且小麦和水稻的种子容易保存，因此，从采集和狩猎走向培育少数几种农作物，是提高食物产量的必然选择。

人类发明农业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了金钱，在农业革命的初期，人类是没有金钱的概念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采集狩猎社会并无不同，聚落小而紧密，每一个聚落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非常罕见，甚至没有真正的商品交易，在距今5000年前至6000年前，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城市的兴起、文字的出现和青铜器的使用，使得有一部分人脱离了农业生产，而从事手工业，脱离了农业生产的专业的工匠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得食物，于是，粮食就有了价格，粮食也变成了商品。

粮食变成了商品之后，粮价主要是受农作物收成好坏的影响，当农作物丰收之时，粮食价格就下降，当农作物歉收之时，粮食价格就上涨，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因为小麦、水稻和玉米等谷物又可以长期保存，并且在粮食单产量维持不变的情况下，耕地面积越多，投入的劳动力越多，粮食产量就越多，所以，在中国古代，从整体上而言，社会经济越繁荣，粮食价格越低。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描述文景之治的盛况时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旧唐书·食货志》记载道：“开皇之初，议者以比汉代文、景，有粟陈贯朽之积。”《新唐书·食货志》则记载道：“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因此，在中国古代，治世和盛世，往往粮价最便宜，储存在太仓的粮食，“至腐败不可食”往往被认为是治世和盛世的标志。当然，粮价便宜，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汉书·食货志》中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粮价贵，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伤民”，粮价低，对农民的生活的有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伤农”，而“农伤则国贫”，为什么“农伤则国贫”呢？因为中国古代的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是农业，粮食价格低，会影响农业产量，农业产量降低之后，国家就会贫困，出现财用不足的现象。这一现象，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在古代，调节粮价的主要措施就是平籴，平籴法是战国时期，李悝最早提出的，官府在丰收之年按平价从农户手中购买粮食，遇到歉收之年，则抛售，以此平抑粮价，实行平籴法，使得粮食价格不会因丰收而下跌，也不因荒年而上涨，所以，《汉书·食货志》中说：“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熟）……，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当然，除了平籴法之外，中国古代曾经还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策略，中国古代的粮食，无法通过海外贸易获得，因此，中国古人不认为商业会增加粮食产量，反而认为人们从事商业会抑制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古希腊，人们则可以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粮食，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气候区，山脉、岛屿众多，土地较为贫瘠，不适合粮食生产，只适宜种植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因此，古希腊有重视商业的传统，因为商业能够为古希腊人带来粮食，当然，重视商业的传统被后来的古罗马人和中世纪的西欧人继承了。

在中国古代，使用平籴法，即可平抑粮价，粮价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但长期趋势，并不低，因为农业社会始终存在马尔萨斯循环，马尔萨斯循环存在于一切农耕文明之中，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产量的增长则是算术级增长，粮食产量的增加，会使得人口增加，人口的增加，又会反过来增加耕地面积，进一步增加粮食产量，但是，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粮食的增长速度，当现有的食物资源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时，人地矛盾会非常突出，当更多的人没有土地或失去土地时，饥荒和战争就会出现，并导致人口减少，人口减少之后，人均土地面积又会增多，社会经济会重新走向繁荣，这就是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会经历兴盛和衰败交替循环的深层原因。马尔萨斯循环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而且还存在于世界一切农耕文明之中。

当然，在中国古代，从长期趋势来看，每一个时期比前一个时期的人口数量会增加，农业产量也会增加，比如，西汉时期，中国人口的峰值是6000万，北宋时期，中国人口的峰值是1.2亿，宋代的人口数量与粮食产量，肯定比西汉时期要高，但是，这种增长率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农业社会的技术创新有限，这就是说农耕文明是跳不出马尔萨斯循环的，粮食价格在盛世会低，而到了乱世，则会上涨，丰收之年，粮价高，歉收之年，粮价低，然而，从整体上来看，依然是高的，在农耕文明时代，食品仍然是最贵重的商品，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言，农民获取的粮食，绝大多数是供自己消费的，只有少数粮食才会拿到市场上去卖，而那些依靠商品交易获取食物的社会阶层，人数也非常的少，并且他们在粮食上的花销，要占据其收入的绝大多数，我们来看一些简单的数据对比就知道了。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多年的经济资料，发现了“恩格尔定律”，一个国家越穷，居民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就越高，而一个国家越富裕，居民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就越低，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恩格尔系数呈现出递减的趋势。恩格尔系数递减，反映在粮食价格上，就是粮食作为一种商品，变得越来越便宜。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对15世纪至17世纪法国的小麦价格做过分析，当时，法国每个工人每年的工作时间是3000个小时，一个四口之家，每年大约消耗1200公斤小麦，100公斤的小麦价格是多少呢？需要工作100个小时才能挣到，也就是说一个工人一年要工作1200个小时，才能挣到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口粮。这个粮食价格还算比较低的，在有的年份，工人工作200个小时，才能挣到100公斤小麦，而当小麦的价格超过了300工时，饥荒就会来临。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代的粮食价格，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以宋朝最为繁荣，我们就以宋朝的物价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南宋史学界李焘创作的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中有一段话，是苏轼对当时杭州米价的论述，苏轼说：“去岁杭州米价每斗至八九十，今年正月已来，日渐减落。至五六月间，浙西数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间，米价复长，七月初，斗及百钱足陌。”他又说：“本司勘会去年八九月间，杭州在市米价每斗六十文足，至十一月长至九十五文足，其势方踊贵间，因朝旨宽减转运司上供额斛三分之一，实时米价减落。”

北宋年间，在苏轼生活的年代，粮价是每斗60文至90文，平价价格是70文，贵的时候是90文到100文，便宜的时候是60文。70文铜钱的购买力是多少呢？北宋中期，男丁的工钱，每日不过40文至50文，连一斗米都买不到。中国古代十斗粮食的重量大约为一石，所以，通常情况下，一石为十斗，宋代92.5斤为一石，而宋代的一斤约相当于现在的640克，也就是说宋代的一斗米，重量约相当于现在的5.92公斤，如果粮价为每斗70文，工钱一天是50文，意味着当时的人工作一天，只能买到4公斤左右的粮食。4公斤粮食，在今天是非常便宜的，可见，宋代的粮价依然是很高的。

第二：粮价下跌的普遍趋势

1万多年前，出现了农业革命，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但是，农耕文明的长期趋势，是跳不出马尔萨斯循环的，因此，在整个农业社会，人类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有限的，长期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增长上，人口越多，经济越繁荣，但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又会使得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引发尖锐的人地矛盾。人类真正跳出马尔萨斯循环，是在工业社会，工业为人类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无限上升的可能，因为我们可以利用的能量在不断增长。

农作物的生长，主要依靠光合作用，直接利用太阳能，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人类利用能量的方式，都是直接利用，人力是依靠人类自身的能量，畜力是马、牛和驴等大型牲畜提供的能量，而人类和动物的能量来源，主要是来自于植物，植物依靠的是光合作用，这种利用能量的方式是直接利用，并未找到能量的转换机制，自从人类发明了蒸汽机和使用了电力以后，人类就学会了如何转换能量，蒸汽机是将煤炭燃烧的热能转换为动能，电力的使用则是将不同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再将电能转换为不同形式的能量，电力如同能量的中介。蒸汽机的发明和电力的使用，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工业革命的实质就是如何转换能源的问题。二战结束以后，人类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学会了如何将质量转换为能量，即核能的使用。工业所能利用的能量，远远超过了植物的光合作用所利用的太阳能，因此，工业产值具有无限上升的可能，而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会远远落后于工业。在现代社会，发达国家的三大产业中，农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非常低，工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非常高，比如，美国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到1%，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高达99%以上。

在20世纪之前，人们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很高，到了21世纪，全球的粮食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我们以美国2017年主要粮食价格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2017年，美国的稻谷价格每公斤是0.9元，小麦价格每公斤是0.59元，玉米价格则是每公斤0.43元，并且，美国的粮食价格在全球可以说是维持在较低水平，美国还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国，按照美国的粮食价格，一公斤粮食，还没有一瓶矿泉水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中国古代，平抑粮价的主要措施是平籴法，在现代社会，农业其实完全依靠工业的反哺才能继续存在，这就是农业补贴。为了确保国内农产品供应稳定，在发达国家普遍采用高额农业补贴的方式，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投入越来越高，另外，现代农业也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比如化肥、农业机械和种子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非常的低，对于一般的商品而言，商品价格的下跌会使得商品需求数量增加，反之，商品价格上涨则会使得商品的需求量减少，而人类对于粮食的需求量，总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不会因价格过低，而大量增加需求，也不会因价格上涨，而大量减少需求，这是人类生理决定的，因为每个人每天需要消耗的能量是一定的，人类通过食物获得能量。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低，而可替代商品与奢侈品的价格需求弹性高，比如珠宝、首饰、钟表等奢侈品的价格需求弹性非常的高，饮料、酒、咖啡等可替代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也比较高，而小麦、水稻、玉米等谷物的价格需求弹性则低，谷物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又无法被替代，而且人类对于食物的需求量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因为粮食的价格需求弹性低，在总需求量处于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会使得农业收入降低，农业收入的降低，就需要农业补贴，农业补贴能够确保农民的收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并进而确保农产品的价格与产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第三：日本与韩国的农业发展模式

在现代社会，农业的现代化其实有两种发展模式，第一种发展模式，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第二种发展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美国、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广阔，适合规模化经营，大规模的机械化经营，有利于节省成本，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是粮食出口国。日本和韩国，山地和丘陵面积较多，而耕地面积狭小，但是农业科技水平较高，以小规模机械化经营为主，日本和韩国的农业都是精细化、机械化。日本和韩国的稻米基本可以自给，但是其他类型的农产品依赖于进口，韩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牛肉、禽肉和水果。日本和韩国在确保主粮能够自给的情况下，进口其他类型的农产品，有利于节省耕地，因为在日本和韩国这样耕地面积狭小，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搞畜牧业和水果种植，经济效益低，还不如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日本和韩国的农产品附加值很高，拥有一些品牌农产品，也非常重视农产品的深加工，日本的稻谷除了加工成大米以来，还用来生产面膜、肥皂等高附加值工业产品，日本和韩国在有机农业、绿色农业方面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当中也走在前列。

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讲，韩国和日本其实是不适合发展农业的，因为日本和韩国的耕地面积狭小，劳动力成本高，不利于规模化经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必然是高成本的，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如果日本和韩国放开农产品进口，那么，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会充斥着日本和韩国的超市，因为日本和韩国本土的农产品在这些进口农产品面前毫无竞争优势。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可以说是依赖于政府的高额补贴才能生存，此外，日本和韩国还对进口农产品进行限制，使得国内的农产品价格总是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样一来，日本和韩国的农民才会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粮食自给，保护自己国内的农业经济，在20世纪的90年代，韩国每年收购的稻米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这甚至使得韩国的大米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后来，韩国政府减少了对大米的补贴，但是韩国的大米仍然是供过于求，韩国政府对于农产品的高额补贴，虽然能够让韩国的农民获得可观的收入，不至于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但是，也引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韩国的居民要花很高的价格购买农产品，在韩国，水果、牛肉、蔬菜的价格都是非常昂贵的，这就增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正如中国东汉时期的班固在《汉书》中所说的那样，“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因此，虽然是发达国家，但是，居民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因为农产品的价格高昂。

中国的领土面积广袤，但是，地形复杂多样，山地、丘陵的面积较多，平原的面积较少，再加上我国的人口数量庞大，因此，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也少。我国的农业发展模式，既不可能像美国、澳大利亚那样完全实行大规模化机械化经营，也不会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完全实行小规模精细化经营，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广阔的平原地带，应当有大规模机械化经营的农业，而在山地和丘陵较多的地区，应当探索小规模、精细化经营之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还需要解决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城市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80%至90%以上，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家，有大量的农田，美国中部平原西部和北部一带称之为“小麦带”，五大湖以南的平原地带则称之为“玉米带”，美国玉米和小麦的产量惊人，有大量的粮食出口到世界各地，但是，美国的农村人口非常少，美国的城市化率高达80%以上。中国的城市化率仅在6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换为城市人口，农业的现代化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农业的发展，需要工业反哺，但是，我国现在的城市化率并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仍然需要大力推进的同时，适当的农业补贴是必要的，然而，过高的农业补贴，显然会增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负担，正如班固所说的那样，“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现代社会，农业的收入其实是低于其他行业的，这在发达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农业受制于生物的自然属性，受天气的影响较大，农业的产值从本质上来讲，是依赖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对太阳能的使用，而工业和服务业则不受生物自然属性的制约，能源转换效率高，而且具有无限上升的可能。正因为农业的收入低于其他行业，人类又无法放弃农业，所以，农业才需要大量的补贴，而农业补贴通常是由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所决定的，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农业补贴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