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暴君,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商朝的商纣王和隋朝的杨广了
,二人的事迹在百姓口中广为流传,主要是归功于通俗小说和近些年电视剧的演绎。
不论是《封神演义》,还是《隋唐英雄传》,都是十分精彩的影视作品,将一个个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
在影视作品中,隋炀帝杨广被刻画的十分昏庸,沉迷美色,喜怒无常,和商纣王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电视剧也将隋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杨广一身,那么,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研究一个朝代的兴衰,或者一个文明的起落,我们都要从经济方面入手,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逃离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兵车未动,粮草先行”,
“民以食为天”不论是安邦治国还是行军打仗,都离不开钱粮。经济,就是国家机器运行下去的根本。
急于求成,损伤国运
如果单单去看隋炀帝杨广的目的,他做出的一些决定都是十分明智的,甚至十分具有前瞻性。
就拿隋唐大运河来说,大运河的开凿能够直接连通南北,粮食的漕运成本远比陆运低得多,运输折损率也能大大降低。
不论是在平时,还是战争时期粮草的运输,效率都能大大增加,尤其是在水热分布不均匀的中国,季风性气候喜怒无常,不是南旱北涝就是南涝北旱,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连通南北的大运河,也能在南北粮食互调时起到重要作用。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工程,尽管已经有了很多小运河的存在,工程量也不可小觑,所以隋炀帝就动用了360多万民工来疏浚和修建大运河。
要知道,
隋炀帝时期的隋朝人口,也不过是4000万-5000万之间,直接动用国家将近十分之一的人口来进行开凿,徭役不可谓不重。
若只是平平安安的修建也就罢了,但隋炀帝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工程量的大小,在没有大型器械的帮助下,用了短短六年内的时间(605年至610年),就完成了这一贯通南北的大工程。
这是用那250万民工的命换来的,
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直白来说,不仅仅是250万民工,更是250万耕田的农民,他们的死亡,导致了大量土地抛荒,为已经被大运河耗尽钱财的隋朝国库雪上加霜。
更重要的,大运河的修建也激起了民众的不满。
征高句丽,耗尽家财
然而,隋炀帝的胃口并没有就此停止扩大,在大运河竣工的第三年(612年),隋炀帝便发动了征讨高句丽的战争。
要说征讨高句丽的战略决策对不对?那是毋庸置疑的,高句丽必须要打。
高句丽是东北渔猎民族扶余人后裔,在辽东和朝鲜北部建立起的政权,在南北朝乱世,中原王朝无暇北顾之时,在白山黑水之地悄然崛起,逐渐蚕食了汉辽东四郡的部分地区。
到了隋文帝时期,高句丽时常骚扰隋朝北部边境,被隋文帝派兵击败,暂时消停了一段时间。
隋炀帝继位后,高句丽再次展露出野心,和北方的突厥暗通款曲,想要联合突厥共同对付隋朝。
隋炀帝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他怎么会不知道东北方向的威胁,不论是反复无常的乌桓,还是搅动南北朝乱世的鲜卑,都发源于东北地区。
辽东肥沃的土地,战略纵深广阔的三江平原,都是能够孕育一个强大对手的重要因素。
若不趁着高句丽羽翼未丰之时加以打击,夺回辽东地区,高句丽很有可能以辽东为跳板,成为下一个鲜卑,将“靖康之耻”的戏份提前上演。
所以说,高句丽必须要打,而且要彻底熄灭这颗叛乱的火种。
打仗没错,但隋炀帝错就错在,打了败仗。
他打败仗的原因有很多,一是过于自信自己的军事能力,遥控指挥战场,在没有电话的古代,极大延缓了作战的机动性。
再者就是战争时机不对,大运河刚刚开凿没多久,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百姓毫无喘息之机,就又被征调作为支援战争的兵卒去了。
第二次征讨高句丽,虽然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但中途杨广的家被偷了,关陇贵族上柱国杨玄感反叛,自立为皇。
杨广不得已,只能在还未取得多少战果的情况下折返平叛,第二次战争无功而返。
第三次征讨高句丽,虽然战果累累,但此时的隋朝国内已经义军四起,再加上高句丽的投降,隋炀帝又草草班师回朝,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
大运河的修建,再加上三征高句丽,将大隋的家底完全掏空了,死亡的民夫数以百万计,民怨沸腾,流言四起,隋朝的政治根基,也逐渐被动摇了起来。
立国不稳,根基动摇
隋朝虽然是有一个新的大一统国家,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动荡局面,但在基本的统治架构上,和魏晋时期进步并不大。
由于接手的是北周的基本盘,并不是依靠起义或者战争进行的朝代更迭,其革命性也大打折扣。
除了皇帝换了个姓氏,地盘扩大了一些,
隋朝和之前的朝代并无两样,都是由门阀士族控制下的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南方初定,各大门阀还未取得完全控制,关陇贵族又势力庞大,对皇权的威胁也都直接摆在明面上。
隋炀帝仅仅是出去打个仗,后面的关陇贵族就又拥立了个新的皇帝出来,若隋炀帝出了意外,隋文帝夺取孤儿寡母政权的报应,又将在他们自己头上再次上演。
隋炀帝也是明白隋朝的种种弊端,
在针对士族门阀垄断一事上,他学习北齐的经验,开创了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
将原本只是在小范围实验的制度首次在全国推广开来。
很多在战争中没落的士族子弟也从此看到了希望,重新拾起书本,意图恢复祖先荣光。
科举制是隋炀帝对付关陇贵族集团的一个重要武器,关陇贵族集团以军事为主,虽然文化教育也不落后,但真正的传承是在相对稳定的南方。
隋炀帝此举就是想要选拔南方士族人才,引入朝中对抗关陇贵族,至于什么寒门子弟的光宗耀祖,可能也是无心插柳之举。
除了制度上的对抗,隋炀帝还大力经营洛阳,企图逃离关中平原。
要知道,
关中平原不仅是关陇贵族的政治核心,更是他们的军事重心,八柱国不只是名义上的虚职,更是他们手握重兵的实力体现。
所谓改革,就必定会引起旧势力的不满,而处于旧贵族的包围圈中,圣旨可能皇宫都传不出去就直接被人截获了。
商纣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明明首都在安阳殷墟,却长时间在朝歌办公,就是因为他的改革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如此,最后以御驾亲征为名,强行将都城从鲜卑核心的平城迁徙到汉文化核心的洛阳,才能保证改革的进一步施行。
隋炀帝的东迁洛阳,也是有着同样的考虑,
但是,关陇贵族也不是傻子,天下不只是隋炀帝会读书,他们也知道隋炀帝想要摆脱关陇贵族的束缚,开创真正的“杨姓天下”。
虽然二征高句丽之时杨玄感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但隋炀帝和关陇贵族之间的嫌隙,已经无法弥补了。
南方士族集团还没争取到,北方基本盘关陇贵族又离心离德,隋炀帝的基本盘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而第三次征讨高句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与他齐名的“暴君”商纣王帝辛,就会发现两人是如此的相似。
商纣王南迁朝歌,隋炀帝东迁洛阳;商纣王启用底层贵族,隋炀帝开创科举;商纣王三克东夷陨其身,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伤国运……
结语
看起来,他们的选择都是无比正确的决定,改革措施也都直指弊端,怎么最后都功败垂成了呢?
出生于旧时代的泥潭,又想使用旧时代的力量,又不想放弃新的成果,两头都想讨好,就注定了改革的软弱性。
近代的小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企图依附于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来进行改革,也注定是要失败的。
隋炀帝的改革没有错,他错解错在太快了,急于求成,根基不稳就急于摆脱旧势力,急于远征高句丽。
然而他所想要革除的门阀弊病,终唐一朝,也是几代人慢慢小修小补,尚还没有完全革除。直到那个自带肃杀之气,踏尽公卿骨的黄巢出现,才真正消灭了持续数百年的门阀政治。
高句丽也是直到武则天时期,被彻底消灭,文韬武略如李世民,也在高句丽那里碰的一鼻子灰。
隋炀帝毕竟不是神仙,无法跳脱出自己的时代,倘若他有幸学习了近代的先进思想,也写出了《隋代各阶级分析》,可能历史就会是另外一个走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