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两位超越那个时代的变法革命家，一个是明朝张居正，一个是北宋王安石，为什么说他俩超越时代，因为他们的变法理念放到现在都是极其先进。不过可惜的是，他俩的变法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今天咱们只聊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学理论，在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都认为国家的总财富是恒定的，变法新政不过改变财富的流动方向，一般性的改革不过是将社会总财富最大限度地流向国家政府，如此一来民间财富必然减少，其性质不过是收割平民百姓的个人财富。而王安石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变法改革创造出新的社会财富，这样既不用剥削老百姓的个人财富，还能让国家有钱去干其他的事情。而西方世界要等到七百年后，才在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看到该理论。

虽然有先进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但熙宁变法还是失败了，归根到底王安石的变法还是存在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是王安石没有找到新的利益代言人，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需要分掉既得利益阶级的蛋糕，作为新政的代言人，王安石必须取得社会某个阶层的广泛支持。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只有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失败是必然的。可能有人会说，宋神宗支持啊，但是你要知道，皇帝在阶级利益面前其实是极其弱小的，况且宋神宗并没有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坚定的意志，在各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反扑中，宋神宗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

这里头牵涉到封建王朝的统治问题。在中国古代，看起来是皇帝一人统治整个国家，但其实皇帝的触角伸不到帝国的各个角落，最终管理国家还是整个官僚体系。若仅仅是靠帝王的权力强行施政，就像一个被压缩的弹簧，能压多久主要看弹簧的硬度，而皇帝的能力就决定了弹簧的硬度。王安石的新政必须取得社会实力阶层的支持，才能对抗既得利益阶层。仅靠皇权而脱离群众的改革，是不可能长久的。

即便没有群众支持，新政还是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反扑的力量太大，导致新政在起起伏伏中前进。强大的阻碍也逐渐消耗着国家强行施政的能力。宋代不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时代，国家的权力远不如汉武帝、唐太宗时期，甚至连明清两朝的皇权都比两宋要大得多。没有强大皇权支撑，又没有引来新的利益阶级支持，熙宁变法能考什么维持？难道派军队监督变法吗？

王安石致力于变法的格局是相当大的，但他实施变法的小技巧还是略小不足的。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商鞅，商鞅变法跟王安石很像，同样要都动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商鞅的强力变法狠狠地收割了秦国贵族阶级，但商鞅引来了新的利益阶级，那就是军工集团。军工集团在秦国是一股潜在的势力，想从军立功的平民以及军队的下层将士，都渴望向上爬。商鞅通过变法将国家财富导向军工阶层，军工集团自然要支持变法。要取得军工集团的信任，就要用到一些小技巧了，徙木立信就很好的解决了开始的信任问题，商鞅的狡黠正是王安石缺乏的品质，张居正在这方面也做的比王安石好。

王安石的执政能力、改革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缺少应付官僚集团的技巧，对于整个社会的阶级形势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毕竟整日研读四书五经、一心忠君为民的王安石，只知道代表皇权的利益，而没有想过寻找新的阶级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