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冬的一天，河北省鸡泽县武装部军械库一位名叫“郜怀明”的临时工，持枪窜到66军炮兵团进行反革命煽动。

他谎称自己是“新中央委员会特派员”，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传达所谓“另立中央”的指示。

事实上，这明显就是一起政治诈骗案，或者说是一起滑稽、可笑的闹剧，但该团政委“祝福祥”却是一个毫无原则、立场的人，对于这样的闹剧，他竟没有半点理性的思考，反而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准备积极响应这场闹剧。

然而，在他们密谋之际，事情很快就暴露了，中央立即采取行动将此事件平息。

但此事件也在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在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公更是严厉指出：这是敌我界限的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一般的错误问题，华国锋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为何风波平息之后，邓公会有这样的言论呢？

1976年10月6日，权倾一时的“四人帮”被粉碎，一切重新归于平静。

而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也迎来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由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晋升为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在这之后，华老相继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诸多重要会议，并提出了“举一纲抓两目”的治国方略。

所谓“举一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则是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搞好安定团结。

然而，在路线上，华却始终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坚定不移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对于当时的国内形势而言，努力发展经济是正确的，但在思想上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

因此，华的这一做法很快便触动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神经，尤其是第二条，更是让那些在“十年革命”中遭受到冲击的老同志颇受非议，他们身上的包袱仍没有卸下，其中就包括邓公。

换言之，如果仍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话，那么很多老同志将很难有翻案的一天。

但历史的进程并不会止于此，相反，一个“不合时宜”的东西是无法长存、更无法使人接受的。

在这种局面之下，邓公抛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快便取代了“两个凡是”。

路线确定下来之后，接下来就是人的问题了！

不久后，邓在一批老同志的协助下，开始大规模地重申历史旧案，拨乱反正，短短时日，就恢复了6000多名老干部的工作。

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人数太多，岗位有限，这些恢复工作的老同志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但如果将他们就地遣散回家，显然又不可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只能通过增加岗位的方式，来妥善安排这些老同志。

当然，任何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机构重叠、人员冗杂、行政效率低下，而这对于改革开放无疑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其本身很难适应如此大环境下经济建设的需要。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仍继续守着这一批老干部、老同志的话，也是不利于年轻干部的培养和成长的，长此以往，就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

但为了稳定当前的局势，中央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继续采取“只进不出”的原则，等局势渐渐稳定下来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而事实证明，中央的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980年9月，局势渐渐稳定后，华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只担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

当时，有的老同志提出：权力过分集中，会造成极大危害，而如果不将这个制度改过来的话，就不利于改革开放，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建设。

为此，中央决定开始对权力集中的问题进行整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66军炮兵团暴动”事件。

那个自诩为“新中央委员会特派员”的郜怀明，打着的就是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旗号。

正因如此，在该事件风波平息之后，邓公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有了那一番言论。

这起事件的结果是：郜怀明被法办，66军炮兵团政委祝福祥被开除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不仅如此，该事件也严重影响到了该军的前途命运。

熟悉我军历史的读者都知道，第六十六军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

据记载：该军的前身是以少数红军战士为骨干，分别于1937年、1938年、1939年在冀晋地区组成的30余支抗日游击队，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下了无数赫赫功勋。

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六十六军从第一次战役起，一直坚持战斗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期间歼敌数万。

入朝参战期间，该军还涌现出了一批英雄模范单位和个人。

其中第588团二营被授予“曲桥里阻击英雄营”称号、第591团通信连被授予“钢胆铁身战地英雄通信连”称号，而荣立“特等功”的就有十多人。

时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元帅曾赞扬道：“第六十六军一仗比一仗打得好！”

而作为该军的首任军长，肖新槐将军不仅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更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170余名开国中将之一。

然而，此事过后，该军的地位一降再降，最终在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中被取消了番号，其军部并入天津警备区，下属部队大部编入第二十四集团军。

该军的英雄历史，从此画上了句号！

而尽管在全面深入调查后，发现这起事件跟华并无任何关系，但在次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老还是毅然辞去了担任的最后两个职务，从此过上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